管理研究二重困境的前提批判及其出路探析——再议“中国情境”的价值

    四、二重困境中“中国情境”的价值
    (一)“中国情境”的价值之争
    现代管理理论源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西方管理理论”与“西方管理研究”自然成为中国管理研究的“理论母体”与“方法母板”。中国管理研究的价值因而被质疑。换言之，“中国情境”究竟能否为管理知识母体带来价值增值成为一个“科学问题”。
    一流的管理理论根植于丰富的组织管理土壤，而组织管理的繁荣最终依赖国家经济实力。故而，得益于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增强，“中国管理问题”成为国际学界的“合法”研究议题：国际学术刊物对中国管理问题兴趣日增[18]182。同时，学界对中国大陆与港台地区的管理问题各有侧重[35]：对中国大陆管理问题的研究带有浓厚的改革开放的印记，研究议题以市场转型及其带来的组织管理问题、跨文化管理为主；而对港台地区的组织管理研究以基于本土文化的构念建构及跨文化管理为中心。前者侧重改革，后者突出文化；前者关注市场转型引起的企业行为变化，后者基于各种文化流派(中国文化中的不同学者及派别)阐释各样本土管理理论。其结果是，前者催生了管理研究中的“制度学派”，代表性研究如Peng等(2009)[36]；后者则演绎了丰硕的本土管理理论，如和谐管理理论、东方管理学、C理论等。根据North(1990)[37]对制度的划分，前者关注中国情境中的正式制度(formal institution)，而后者属意中国情境中的非正式制度(informal institution)。管理研究中的正式制度以正式的“市场法律制度”为核心，结合中国大陆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企业行为的独特性——在适应“市场”制度的同时仍带有“计划”的残留，这样的议题既能引起国内学者注意也能引起西方学者的浓厚兴趣。但是，制度学派的研究仍把市场经济作为管理研究的默认前提假设，认为市场转型是以非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为最终方向。因此，管理的制度学派受到(以西方学者为主导的)学界认可，其对管理研究的价值得到承认。但是，本土管理理论的地位却存争议，基于这些理论的研究甚至被视为“非主流”。
    Whetten(2009)[38]就对那些致力于改进“主流”管理理论(“西方管理理论”)并阐扬“管理的中国理论”的学者泼了冷水。他通过对“情境中的理论”(theories in context)和“关于情境的理论”(theories of context)的分析，认为进行跨情境(cross-context)的研究是发展管理理论的方法，提醒中国管理研究者不要过分强调中国情境的独特性并基于此发展所谓中国式管理理论。但这种否定中国情境之价值的看法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Bruton和Lau(2008)[39]认为中国情境对发展管理理论大有裨益，但中国情境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体现的根本原因是研究者对本土文化自信不足，导致对本土构念开发与测量不足，最后难以实现与主流研究对话，从而导致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管理研究过多地以西方研究为母板，湮没了中国情境应有的价值。因此，Barney和Zhang(2009)[40]指出，基于中国情境衍生出的“中国管理的理论”(a theory of Chinese management)和“管理的中国理论”(a Chinese theory of management)对发展管理理论而言都有合理性，中、西管理可相互借鉴、不可偏颇。
    所以，否定“中国情境”的价值实际上是怀疑中国情境所基于的“文化”价值。经过近年的争论，“中国情境”已经具有研究合法性，问题在于如何利用“中国情境”。
    (二)“中国情境”的价值阐发
    通过梳理近年来“中国情境”下的管理研究，本研究总结了几种主要的利用中国情境发展管理理论的方式。
    1.搁置中西文化价值高低之争议，立足中国经济转型、以科学问题为导向，进行嵌入式和情境化研究。这种方法是对“中国情境”进行价值发掘的常用“技术”方法，如邹国庆等(2009)[41]，因而也是较为公认和成熟的做法。这类研究基本上还是以西方管理理论为蓝本，将“中国情境”中有别于“西方情境”的管理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以弥补西方管理理论在解释中国管理现象、解决中国管理实践问题时的不足。具体实现方法上，一般把“中国情境”中衍生出来的构念作为调节变量。但该方法没有深入“中国情境”的文化内核，在凸显中国文化上做得不够，于是有了第二种做法。
    2.从中西文化的比较上发展西方管理理论、构建中国管理理论。有学者认为中西两种文化迥异：西方文化是关于知识的哲学并主张科学与艺术分离；中国文化是关于智慧的哲学并主张科学与艺术整合。因此本土管理研究要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以“道”“阴阳”“悟”为核心概念建立本土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基础[42]，但也有学者认为本土研究不应陷入民族文化中心主义，抬高传统文化的智慧性而贬低西方哲学的科学性[43]，只有整合中西文化、相互借鉴，本土研究才可能发展为世界的管理理论[44]。在具体做法上，应“实践本土化、理论全球化”，并采用规范研究和全球语言扩展全球管理知识[45]。因此，这些学者都认可中、西文化的作用，争议在于是“以中为体”还是“以西为体”，于是产生了以下第三种做法。
    3.中西文化融合，充实管理理论母体。视中西文化的地位差异，又有3种具体做法。一是“中体中用”，将中国文化作为内生变量，对传统文化基因进行现代解读，并选取独特视角与合适方法进行研究[46]；二是“西体西用”，根据实证规律，对管理理论进行实证检验，增加理论的效度，而非一味增加琳琅满目的经受不了严格检验的“新理论”[47]；三是“西体中用”，认为西方哲学足以支撑中国本土研究，本土研究者目前要做的不是基于中国文化建立新的研究范式，而是要改善研究态度、接近事实以提升研究质量[48]。
    可见，搁置中西文化的“高低之分”，学者追求的目标是以不同方法从“中国情境”中找到发展管理理论的线索。对“中国情境”的价值发掘程度决定了“中国情境”的价值层次，自然也体现了中国管理研究的价值层次。基于“中国情境”的管理研究应在管理理论构建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管理研究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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