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研究二重困境的前提批判及其出路探析——再议“中国情境”的价值

    五、研究结论
    本研究分析了管理研究中存在的二重困境。从哲学层面上，本研究认为对该困境的认识需要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目的论角度，从管理研究的哲学前提进行分析。理性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分析与演绎式的推理逻辑、企业绩效至上的目的从根本上决定了管理研究的现状。与其说要变革管理研究的范式来推动管理研究，不如说是要从哲学层面对西方科学哲学进行系统反思，对哲学史与管理史进行重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管理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在发展管理理论、弥合管理研究与管理实践的关系中有哲学层面的启发意义，能在管理研究中阐扬中国情境的作用，并在管理实践中发现管理理论的中国元素。
    管理研究的二重困境最根本的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是管理研究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管理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目的论哲学观决定了二重困境，而其认识根源则来自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间的鸿沟。根据康德(2010)[19]5的认识论观点，管理理论的发展依赖人的理论理性，解决的是现象界(也称科学界)的问题，这是人的认识理性的功能；而管理实践依靠的是人的(纯粹)实践理性，是对物自体(也即道德界)的探讨，追求的是普遍的原则而无实践的后果。在康德(2010)[19]10看来，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两者不可通约，但人有认识的冲动，总是试图以理论理性反映道德界，以道德(实践)检验理论理性。两者的联系通过人的判断力的中介而实现，也就是说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通过人的共通感而联结起来。例如，员工满意是好的、企业必须追求经济绩效等，都是管理研究中的“共通感”，体现人们对“好”的东西的认可和追求。
    此外，管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直接地讲是科学与技术间的矛盾。管理理论是认识自然的科学，是对自然界的深奥的、理论化的、思辨性的系统思维；而管理实践则是改造自然的技术，是对自然界的直接的、应用性的、经验的能动改变。因此，管理理论如果与管理实践间实现“无缝对接”，则必要求管理理论“常识化”，这违背理论本身的特性。因而可以说管理理论与实践间的鸿沟必定存在。与其做弥合两者的无用功，不如承认这一鸿沟，并以此推动管理研究的前进。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管理理论与实践从知识的生产与运用等方面存在根本差异，两者的鸿沟无法完全弥合，但管理研究仍要以增进管理知识为主要考虑而不仅仅以解决实际管理问题为出发点[49]。
    管理研究的二重困境决定了管理研究的现状和问题，也正是这二重困境推动着管理研究的继续发展。中国管理研究要有突破，则必须能够在哲学层面上对现有的作为管理研究哲学根基的西方科学哲学有所突破，面向中国管理实践，凸显中国哲学的话语权。唯此，中国管理研究才能避免陷入西方管理研究的话语霸权中，做到真正的顶天立地。
    感谢江西理工大学叶仁荪教授、吴一丁教授和安徽大学杜鹏程教授对此文早期版本的有益评论，文责自负。
        （原文刊于《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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