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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二)二重困境的管理史反思
反思是推动管理研究进步的必须环节[17]。对管理研究的反思不能离开管理科学史，管理研究的问题、发展都能从管理史的演进中找到线索。《科学管理原理》的诞生标志着现代管理学的出世。自此，管理学沿着两条主线发展。一条主线以解决实际管理问题为导向，将管理的原理与方法明晰化，使其可传授并以直接提高管理效率为目标，此乃科学管理及管理教育诞生之初的发展逻辑。其侧重点是工作本身。另一条主线围绕人的“效率”行为背后的动因展开，将人的行为动机与心理及其影响因素纳入管理考量，以间接提高管理效率为目标，其侧重点是员工本身。管理学发展的两条主线勾勒了从科学管理到人际关系、从物化的人到社会的人的逻辑演进。前一条主线直接表明了管理诞生的使命：解决实际管理问题、提高效率。此时的管理研究面对的是“物”以及“物化的人”，因此管理工作以及管理研究相对简单：将最优的处理“物”“物化的人”以及“物化的人”与“物”之间的作用关系的经验原则最优化、明晰化。但是，对人及其行为动机的忽视必将阻碍组织效率的提升，于是人的心理动机成为管理学演进中第二条主线关注的因素。对人的心理动机的考察必然涉及从宏观社会因素到中观人际互动再到微观心理动力等诸多因素，这决定了管理工作及管理研究的复杂性：从管理研究的视角看就是管理理论发展内在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必然与我们对理论普适性、完整性、简洁性的期望有冲突，从而构成管理理论发展的内在困境；从管理实践的视角看就是管理实践的内在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必然使得“普适”的管理理论难以迎合“特异”的管理实践，无法合理化理论与实践间的映射关系。
因此，从管理史中可见二重困境的影子，当代的管理研究也必将只是管理史中的一个环节。那么，当代管理研究又是如何面对这二重困境的呢？
(三)二重困境的当代面对
回答上述问题，首先要对当代的管理研究现状有基本把握，这又需要了解其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研究贡献等情况。总体而言，当代管理研究还有不完善之处，体现在理论基础上。近年来的管理研究在理论建树上不大，难见有影响力的、基础性的管理理论[11]1289。在研究方法上，很多研究多是基于前人的理论甚至是数十年前的理论进行演绎式、分析式阐释，以提出可观察、可验证的假设进行检验。这种以单一研究方法为主导的研究在碎片化地对现有理论“小修小补”，甚至每个研究都宣称构建了一个理论，结果可能更多是充实了管理研究的“理论丛林”。因而也就不难理解当今管理理论发展的贫乏(基础性重大理论少)与管理理论的繁杂(理论丛林)并存的局面。21世纪初，“科学”的管理研究方法引入国内，国内管理研究从“难入国际主流”转变到“发出中国学者声音”，涌现出大量的优秀研究和研究者。但从研究贡献方面看，中国管理研究的建树仍然不大[18]175。随着中国影响增强，中国管理问题逐渐被国际主流研究认可，在管理理论发展缺乏活力的情况下，中国管理实践被提上日程。于是，直面中国管理实践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管理问题研究者的共识。
然而，直面中国管理实践问题进行理论创新的愿望要变成现实并非易事。中国管理研究要对世界管理理论有更大贡献不能重走既有管理研究的“老路”进行重复研究，而需要从哲学层面清理管理研究的“地基”，从认识论上汲取管理研究的思想精髓；否则，我们更可能进行“复制式”研究而难以实现理论层次的跃迁和发展管理的理论基础。
图1 认识论下的管理研究二重困境
(四)二重困境的认识论整合
从上述可见，管理研究的二重困境内生于管理的发展史中，也是当代管理研究的内在困境。我们又如何发展管理理论以指导管理实践呢？根据康德(2010)[19]3对人的认识能力的研究，人的认识能力、管理史与管理研究的二重困境可以整合，即管理史与管理研究的二重困境可完全统一于认识论中，如图1所示。
人的感性能力是人最基本的直观形式，借助于人获得的时空直观(感觉、知觉、印象)，处理的是具体事物。知性是科学认识依靠的关键能力；在感性能力基础上，人的知性能力借助于概念和判断能力，对事物的量、质、关系、模态等进行认知。在感性能力与知性能力基础上，人的理性能力借助于人的理念，从有条件者推断无条件者，是人的抽象理念的高级形式，也是人的思维能力的最高形式。这种抽象理念不能被当做知性，即不能把理性的推断当做科学的认识，否则理性会陷入“幻象”的逻辑。康德(2010)[19]5认为，理念不构成知识，但可以范导知识，能以形而上学的哲学逻辑引导人们达成“普遍”真理。这似乎是管理理论的未来发展理想。而感性只对直观形式进行“客观”捕捉，是一种具体的认识能力，这是管理学诞生初期的状态，即借助于对管理实践的直接认识，直接改变管理实践(以科学管理为代表)。知性则是介于直观思维与高度抽象的理性思维之间的形式，是对概念的推理及概念间关系的判断，这恰好与当前管理研究对管理理论的定义高度一致(即概念与概念间的关系)，代表的是管理研究的现状。因此，一方面，感性、知性、理性与管理的过去、现在、未来对应；另一方面，感性获得的直观可以直接用来指导实践，因为认识与行为的直接关联性、一致性是理论与实践相容的前提。而理性的认识能力，康德(2010)[19]2称之为纯粹理性，是认识的“形而上学”，可以用来范导理论的前进方向。换言之，管理实践与人的感性能力(低级的感性思维能力)关联紧密，而管理理论的发展则与人的知性和理性能力(高级的理性思维能力)紧密联系；管理研究的二重困境统一于认识论中。
因此，尽管管理研究在当代获得了伟大发展，特别是中国的管理研究取得了公认成就，但管理研究面临着如何继续向前发展的困境。管理研究必须将发展管理理论、解决管理实践问题作为使命。当代管理研究的困境也正在于如何做好这两方面。认识论为我们整合管理研究的二重困境和预判管理研究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根据。这也说明二重困境的破解可以从认识论中找到方向，以凸显认识论价值作为发展管理理论的向导，这也是“中国情境”下管理研究的价值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