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研究二重困境的前提批判及其出路探析——再议“中国情境”的价值

    管理研究中二重困境的存在引人深思，而解决上述困境的基础在管理理论本身。该困境的破解可从根本上阐明中国情境的作用，为中国管理研究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而不仅是具体化情境因素及创新研究方法)。从哲学层面对该困境进行“元研究”，有助于跳出既有的寻求具体技术与工具的研究思路，从认识论与方法论角度找到解决该困境的新方向。吕力(2011)[4]指出，管理哲学通过对管理研究的理性批判，能提供反思与探索管理研究的向导；不重视思辨的方法、排斥哲学的渗入，极有可能使管理研究变成“原地转圈”。本研究也是对这一呼吁的响应：将哲学思想运用于管理研究，通过对管理研究进行“元研究”以认清其存在的根本问题，向导其进一步发展。对这二重困境的“元研究”，离不开对管理理论科学性的认识，对管理理论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以及管理理论的构建方式等基本问题的分析，这可以归依到哲学层面的认识论分析上[5]。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分析在管理研究中必须有两个最终落脚点：管理研究存在的根本问题及其认识论根源；这一根本问题的改进方向与科学实现的可能性。它们也属批判哲学关注的核心论域[6]。因此，对管理研究中存在的二重困境这一根本问题的分析及其解决路径的探寻，是对批判哲学的具体运用。在管理科学的发展已出现哲学化的趋势下[7]，管理研究借鉴甚至是基于哲学思想的做法已经不鲜见。海德格尔哲学思想在管理中的应用仅在期刊Organization Studies中就有系列研究，如Tomkins和Simpson(2015)[8]。康德哲学在管理伦理、知识管理、领导力等管理研究领域中亦有广泛应用，如Scharding(2015)[9]。国内也有学者基于中国传统哲学对管理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0]。因此，本研究基于批判哲学思想研究管理研究的二重困境未尝不是一种有益尝试。
    二、二重困境的当代反思与面对
    (一)二重困境的存在
    发展管理理论、发挥管理理论对管理实践的指导作用是管理研究的宗旨。然而，梳理管理研究后不难发现两个悖论现象。一是管理理论发展缓慢，特别是重大理论创新少见，而同时宣扬构建了新的管理理论的研究充栋盈车。一方面，Colquitt和Zapata-Phelan(2007)[11]1284在回顾AMJ上50多年来发表的667篇文章后，发现管理学中的大部分理论都是在20世纪50—80年代发展起来的，而后的30年来，管理理论的发展似乎处于停滞状态；另一方面，任何发表在一定档次刊物的研究都宣称对发展管理理论有贡献，甚至构建了理论。对此，Eisenhardt和Graebner(2007)[12]对一些研究的理论建构提出了警示，并指出理论构建是件非常严肃的事情。管理研究中理论创新上的寥若辰星与实际研究中理论建构的层见叠出并存之状形成了管理理论发展中的一个悖象。二是管理理论应用于实践时不甚有效，但同时管理学界仍然按照既有方式进行理论研究，商学院仍然按照现有框架培养管理学者。《经济学家》杂志曾犀利地指出理论与实践的不符是商学教育的尴尬[13]。然而，至今主流管理研究仍以“理论贡献”为主要标准评价研究价值，主流商学院仍以“科学训练”的方式培养博士生。Rasche(2007)[14]注意到这种悖论在战略管理领域的存在，并借用科学哲学家Gaston Bachelard的“主流逻辑”(dominant logics)一词，将这种悖象归结于研究的“主流逻辑”与实践的“合理逻辑”(reasonable logics)的差别，导致必须在研究的严谨性(rigor)与理论应用于实践的相关性(relevance)之间进行取舍，从而在发展管理理论中为实现研究的严谨而舍弃后者。而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人们对HR的厌恶[15-16]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力资源管理理论运用于组织中不太有效的尴尬。
    上述两个悖象是管理研究面临的现实问题的生动写照，反映了人们对管理理论发展步伐放缓、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不满意。因而，管理理论的发展步伐放缓与理论应快速发展(以更好地解释管理世界)之差距、管理理论应用于实践中的效果不佳(甚至无效)与理论对实践应有的指导作用(以更好地改变管理世界)之差距，成为萦绕管理研究的二重困境。该困境体现了管理新理论的发展与管理新形势的契合欠佳之现状[1]478，是管理理论应具备的解释能力与应用能力的重鸣。因此，二重困境的核心是管理理论的发展问题，破解该困境的关键也在于以推动管理理论的发展为基础。
    二重困境并不是当代管理研究独有的问题，而是孕育于现代管理学的诞生与发展全过程。这可从现代管理的历史演进中找到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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