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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三、二重困境的前提批判
(一)前提批判及其功效
批判源于人们面临的现实与理想存在差距[20]2。人们的活动有：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这也构成二重困境中的两种基本活动。这两种活动创造了人们面对的现实图景，其与人们的理想图景间的差距成为批判的依据，理想的状态往往成为批判的“理想”标准。因此，孙正聿(2010)[20]10认为，批判是“依据某种设定的根据、标准和尺度而进行的解释、辨析、鉴别和选择活动”，而对批判的根据、标准和尺度本身的批判就成为“前提批判”。
这种前提批判是一种批判性反思，反思的不是理论与实践活动的内容而是蕴含其中的“不言自明”的前提，是对哲学思维的运用。众所周知，哲学思维是对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目的论(简称“四论”)的系统思维。理所当然，哲学的前提批判是对“四论”本身的批判性反思。所以，本研究对二重困境的前提批判是对管理研究的“四论”之批判性反思。
本体论设定了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前提，而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又设定了目的论的基础[21]。在理论思维上，本体论设定了思维的逻辑前提(思维起点)，认识论与方法论设定了思维的逻辑过程(思维方法)，而目的论设定了思维的逻辑目的(思维归宿)。逻辑前提、逻辑过程、逻辑目的是任何理论以及理论思维的必备要素。当前的管理研究将这些要素的具体内容当成默认的前提假设，构成了当今管理研究的“地基”。进而言之，逻辑前提、逻辑过程的结合构成了理论发展的“地基”，管理理论的发展无不以变革“理论前提本身的推导”和进行“方法论创新”为目标；逻辑过程和逻辑目的则是厘清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基石，管理理论的精确性、科学性与管理实践的模糊性、艺术性之冲突，以及管理理论的普遍必然性与管理实践的主观偶然性的冲突，成为管理研究二重困境的内在逻辑，推动了管理研究。
因此，本研究对管理研究二重困境的前提批判是对思维起点、思维方法、思维归宿的批判；是从哲学层面对管理研究进行的反思，达到了认识论与批判哲学的统一。从管理研究的前提批判到管理研究二重困境间的逻辑演进可由图2表示。
图2 管理研究的前提批判与二重困境
(二)管理研究的起点批判：理性的经济人假设
管理学的人性假设建立在理性人与经济人基础上。在与管理研究关系密切并作为其学科基础之一的社会学领域，理性人与经济人的人性假设体现得尤为明显[22]。经济人意指人的行为动机，理性人侧重人的决策过程。“正常”的“理性人”总是出于经济动机，基于完备的信息并用最优的方法做出最优的行为决策。因此，管理研究的人性是理性的经济人。该人性假设是管理研究的基石。针对这一假设存在的问题，学者提出了社会人、复杂人、文化人等人性假设作为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补充。这些人性假设部分弥补了人的经济动机之外的其他动机，并没有真正动摇经济人假设；更多地是完善了决策的信息机制而并没有动摇理性人假设。
当今管理研究中理性的经济人仍是“主流”人性假设。这一人性假设有其产生前提，也正是这种人性假设从一个方面先天决定了管理理论发展所处的困境。
理性人、经济人是市场经济的人性基础，而现代管理学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上。保障自由交易以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市场经济制度(正式制度)先天规定了人的交易理性与经济性，规定了现代管理产生的经济制度基础。与市场经济对人性的规定相应的，还有与其匹配的主流的文化信仰。现代管理学肇始于西方，新教伦理与基督教文化(非正式制度)为市场经济(及人性假设)提供了文化和信仰上的合法性[23]。
因此，从理性的经济人之人性假设产生的前提看，已经先天地蕴含了管理理论发展的困境。当这种人性假设产生的土壤与西方不同时，便导致了管理理论的“水土不服”。“中国情境”中的管理研究被认可，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情境”中的人性假设与西方情境有异，而这又源于中国的经济制度(正式制度)与文化信仰(非正式制度)。中国人向来将逐利打上“非君子”甚至是“小人”的标签，以(公开)逐利为耻。在经济制度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制度的结合决定了人们经济行为又是具有“非个人经济性”，甚至是为了大家利益牺牲自我利益。因此，在中国的管理活动中，经济动机至少不是唯一动机，非经济动机有时更重要。中国传统文化对“德性”和道德教化的强调，以及当代市场经济中企业滥行的消极后果，催生出了管理中“道德人”的人性假设[24]，便不难理解。
因此，注意到管理研究的人性假设基石并非是普遍真理，便开启了发展管理理论的一扇门。不仅如此，审视当代管理研究的理论逻辑，也为我们发展管理理论找到了另一扇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