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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3.2.3 冀中地区。冀中地区是河北县域和人口总数最多的区域，包括廊坊、保定和石家庄下辖36县11市。该区域县域经济发展情况比较复杂，富裕县与贫穷县交错分布。两种资本对该区域县域经济的影响差别很小。外资、基础设施和市场规模在该区域表现出较为一致的推动作用，城镇化和粮食生产对该地区县域不具有显著带动作用。这是因为，冀中是传统的粮食产区，正处在从农业县向工业县转型的过程当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相对缓慢，人口向城镇集聚不足，在粮食生产对经济增长逐渐丧失影响力的同时，劳动力转移受阻，城镇化未能对工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反过来工业又掣肘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经营。从市域层面分析，各县影响因素都是和本地级市内其他县的差别最小，而与外市辖县差别较大。如工业化在廊坊8县市均未表现出显著性，而在保定大部分县市通过了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但数值较小，而在石家庄全部17县市均表现出1%水平上的显著拉动作用。
3.2.4 冀南地区。冀南地区包括邢台和邯郸下辖的29县3市。两种资本、基础设施、工业化和市场规模对该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从显著性和系数值上表现出了较高的一致性，该地区与冀中地区自然、经济条件相似，大部分县域也正在处于从农业县向工业县的转型过程中，工业和市场驱动特征明显。外资、城镇化和粮食生产在两市表现出了有限差别：外资在邢台4县、邯郸1县未表现出显著性，而显著县系数值非常接近，故该差别基本可忽略；城镇化在邢台6县市未表现出显著性，而邯郸15县市均显著且系数值更大；粮食生产均在两市部分县表现出显著性，其影响程度差别很小。
3.2.5 冀东南地区。冀东南地区包括衡水和沧州下辖18县6市。无论是从显著水平还是从回归系数来看，两种资本、外资、基础设施和市场规模对该区域各县都具有很小差别的正向影响。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加快城镇化和增加人均粮食产量可以带动该地区县域经济发展。这主要源于该地区总体发展水平居中偏下，农业县居多。县域人均粮食产量在全省最高，但由于农业在农户收入中比例过高，增收存在很大困难，加之所属诸县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低下，形成产业与城镇的真正融合尚需相当长的时间。两市相比，除工业化对衡水下辖10县市均表现出显著正向作用外，几乎没有差别。
4 对策建议
从政策上看，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跨域流动和共同市场的存在，会导致临近县域的经济增长互相影响，而河北更多的是呈现出发达县域集聚与不发达县域分别集聚的态势，发达县域与不发达县域在空间上交错出现的现象则并不多见，县域发展水平以所在地市为单位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发达区域、欠发达区域和不发达区域分异相对明显[9]。因此，在制定河北省县域经济发展政策时，可以以地级市为单位进行统筹，充分考虑各个地级城市所辖县域之间的互动，建立以地级市为单位的协调增长模式和有效分工，避免各种生产要素和政策的盲目施行，从而引起恶性竞争。从空间互补性出发提高资源和配置效率，促进河北整体县域经济实力的提高。县域经济增长在五大次区域间的明显差异则有利于在省一级根据区域特性划定主体功能区，实现因地制宜的省域经济发展战略。当然，理论与现实的差异需要正确处理，譬如，工业化对张承部分县域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推动作用，但其作为京津冀生态涵养区，很多县包含禁止开发和限制开发区域，这就需要对工业发展项目进行科学安排，达到经济发展和生态涵养的双重目的。基于此，对“十二五”时期的河北县域经济发展，提出如下具体建议：
第一，调整城镇化布局。河北城镇化发展缓慢的原因在于未能从区域发展实际出发对城镇化进行合理布局，导致产业集聚优化升级困难。具体而言，冀东工业化程度居全国前列，较高的工业集聚程度和优越的城镇基础设施条件，造就了除县城之外的很多工业强镇，“双核县”、“多核县”现象普遍存在，应继续推动工业和人口向这些城镇聚集，形成良性循环；冀中、冀南和冀东南发展水平不及冀东，产业布局分散。一般只有县城经济和极少数建制镇达到了一定的集聚规模，具备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基础，应积极承接东部和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引导其向县城和三个以内的集群基础较好、有发展前景的建制镇有序集中，吸收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加速土地规模经营进程；冀北地区地少人稀，自然条件差，县域内公共基础设施落后，工业化程度低，推进县域城镇建设成本高昂，且生产受自然条件限制明显，县域城镇难以吸纳劳动力，故应以发展中心城市为主，推进生产要素向中心城市和县城集聚，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走集约型城市化道路。
第二，推行种粮补贴。由于粮食生产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小，对冀中、冀南和冀东南粮食主产区，省财政要进行更大幅度补贴，以补偿种粮的机会成本。积极探索和建立省域内区域间种粮补偿机制，确保在完成粮食生产任务，实现农民增收。在各级财政资金相对紧张的情况下，可制定优惠税费政策，在绿色农业、有机农业、农产品深加工等领域引入外商投资，特别是在冀东地区、11地市周边县域和环京14县，抓住城镇居民对农业多样化需求增加和首都绿色经济圈建设的契机，利用外资在管理、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在对传统农业进行现代化改造的同时，实现财政税收的增加，以补贴农业县域种粮的机会成本。
第三，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发达国家在农业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都非常重视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教育培训。建成了以地方农业院校和科研院所为基地，科技研发、成果推广与教育培训相结合的现代农业科教体系，大大提高了农业单产和生产效率，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奠定了坚实基础。河北农业龙头企业应积极加强与京津冀三地科研院所的合作，面向市场确定技术需求，投入资金支持项目攻关，获得技术专利权。同时利用农业研究机构平台，培训相关农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并以此为基础，造就数目庞大并具有一定农业科技知识的农民。一方面使企业掌握核心生产技术；另一方面提高企业管理团队和农民的素质，使农业企业、科研机构、农业合作化组织和农民均有受益，形成良性循环，共同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
5 结论及展望
本文运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通过贝叶斯方法弥补了地理加权回归的缺陷，对影响河北县域经济增长的因素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
河北县域经济发展的实践符合卢卡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技术特征。我们选用的人力资本变量存在理论和应用意义上的合理性，人力资本溢出效应使河北县域经济增长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县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这也在空间计量经济结果中得到了验证。贝叶斯地理加权回归结果表现出了比OLS更强的解释能力。BGWR的拟合优度达到0.8278，远高于OLS的0.7525。BGWR还捕捉到了各县市经济影响因素的不同作用，突出了不同县域经济的增长特征。总体而言，河北不同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别，这种差别在五大地区间最为明显，相同区域不同市域间差别较小，而同一地市下辖各县间因素影响差异最小。
需要指出的是，地理加权回归对普通最小二乘估计的常系数估计实现了改进，在引入空间相关性的同时报告了各个样本的回归系数，但地理加权回归难以克服离差测定方法、空间飞地效应和“数据缺乏”问题，特别是对河北县域而言，后两者的影响就更为强烈。贝叶斯处理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上述问题，但依然无法逾越地理加权回归的固有缺陷，即如何突破其将研究区域作为一个封闭系统的假设，合理响应系统外的影响。如果说与河北相邻的其它五省区对河北县域经济增长影响有限的话，那么北京和天津的辐射则是不可忽视的。更加科学的设定空间权重矩阵，替代简单地理相邻和物理直线距离，可能是一条可行的道路，也将是一个很有应用意义的研究方向。
注释：
①Barro, R.J., &Lee, J. W. 2000. Internationanl data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updates and implications, CID Working Paper No. 42,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t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
作者简介：崔长彬(1982—)，男，河北丰润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县域经济、空间经济。E-mail:cuichangbin113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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