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启示

    人类已经进入过剩经济时代。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人类物质需要满足之后，会进入一个文化需要凸显的时期。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由“市民社会”向“人类社会”转型的时期。遗憾的是，由于实践的需要未能转化为理论的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诞生到今天，人类走了过多的弯路。在一个普遍联系和有机发展的时代，单凭感觉是不能把握真理的。理论思维必须超越感觉的局限性，把现象层面的常识上升为本质层面的科学。这正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使命。在这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正面和反面的借鉴。
    一、问题的提出
    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一开始，就大胆地摆脱理论思维，凭感觉提出了一种彻头彻尾的错误观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过时了。在他看来，马克思属于“古典”时代，那时候“语言学与物质生产中的价值机制有完整的对应关系”，价值的结构维度和参照维度联系在一起；“然而现在，参照价值为了惟一的价值结构游戏的利益而被摧毁了。……现在是另一个价值阶段占优势，即整体相关性、普遍替换、组合以及仿真的阶段”[1]3-4。鲍德里亚大声宣布：“这是劳动的终结、生产的终结、政治经济学的终结。”“这是能指/所指辩证法的终结……这同时也是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辩证法的终结……这是话语线性维度的终结、商品乡情维度的终结、符号古典时代的终结、生产时代的终结。”[1]6
    鲍德里亚错了。马克思自己明确地把他的著作定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是“政治经济学”。鲍德里亚当然知道这一点。遗憾的是他根本就没有读懂马克思的著作。同众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样，他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或《资本论》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不甚了了，误以为马克思缺乏对“消费社会”的把握，因而陷入了“生产范式”。这错得太离谱了。不要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阶段，马克思早在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初期，在批判“国民经济学”的阶段，就已经明确区分了“异化的需要”和“病态的欲望”，对于异化、物化和幻化的现象作了旗帜鲜明的理论分析。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更是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有机关系出发，解剖了现代市民社会的市场基础。鲍德里亚完全不理解这一切，难怪他同“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混为一谈。在《象征交换与死亡》的结论部分，鲍德里亚明明说“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分析是批判性的”，却又顽固地认定“这些分析却没批判自己领域内的区分，它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区分是自己得以建立的基础。……它们以此名义输出自己的概念，并使自己帝国主义化”。鲍德里亚错了，完全错了。这种指责用在弗洛伊德身上恰如其分，用在马克思身上却只表明了他对马克思的曲解、至少是误解。马克思并没有把“生产方式”这一“初级过程”变成“不可还原的规定性模式”[1]321，相反，他明确地把“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对“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生产的制约称为“市民社会”的原则，因而也是“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的原则[2]591-592，认为“人类社会”必将超越这一原则。
    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只不过是“市民社会”的回光返照。他所说的与象征交换联系在一起的死亡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死亡。如火凤凰涅槃一般，从它的灰烬中将产生出崭新的“人类社会”：以共产主义为基础的新型社会形态。马克思确实没有看到20世纪以后的新现象，但他早年通过哲学批判，后来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特别是通过对过剩经济的分析预测到了这一切现象。我们需要做的是把握资本本质的自我否定，并用本质的自我否定说明新现象的产生机制，而不是为新的现象所迷惑，导致本质、现象不分，更不是让新的现象遮蔽旧本质的自我否定。只有通过对资本本质之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认识，才能准确把握当前人类所面对的难题。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过剩经济的分析
    鲍德里亚对“生产”的理解仍然过于狭隘。虽然他意识到，生产不仅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而且是资本的生产、阶级关系的生产，就此而言要超过许多自称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鲍德里亚对“生产之镜”的批判表明，他没有意识到：马克思的“生产”不限于现存制度自身的再生产，而且包括现存制度自身的否定方面的生产，包括“社会”本身的生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2]592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本具有内在的否定性，这种内在否定性通过生产方式内部的两个因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辩证法表现出来。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以下这段话，集中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达自己限度后的结果：“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2]37
    这段经典论述至少包含三层意思：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视为由“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所建构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创造了“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这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单纯从生活资料或消费资料的角度看待资本主义生产的，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消费不足”还是“生产过剩”的争论，恰恰都只是从生活资料或消费资料的角度着眼的。第二，当时所发生的商业危机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危机，因此，只有消除这种所有制关系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才能根除危机，否则，危机就只能以不断扩展的形式被再生产出来。第三，危机的实质是“生产过剩的瘟疫”，因此同历史上由生活资料或个人消费品不足所导致的“短缺危机”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由此决定了不可能采取传统的“扩大生产”的方法来克服危机。
    从这三层意思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所谓生产过剩，表面上看是产品过剩，以及由此导致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过剩，实质上却是生产力相对于所有制关系和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来说的过剩，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说，是“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求扬弃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以及作为两者基础的所有制关系。
    那么，这种要求由谁去完成呢？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2]38在共产党人领导之下，无产者将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属性，从自发的阶级上升到自为的阶级，并把自身的内在要求对象化，创造出一个建立在全新的所有制基础上的新型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后来的著作中对《共产党宣言》的原则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例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都对过剩经济的本质和后果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揭露。在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由它的阶级地位即“过剩劳动”决定的：“如果说，机器的采用和增加意味着成百万的手工劳动者为少数机器劳动者所排挤，那么，机器的改进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机器劳动者本身受到排挤，而归根到底就意味着造成一批超过资本雇工的平均需要的、可供支配的雇佣劳动者，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在工业开足马力工作的时期可供随意支配，而由于随后必然到来的崩溃又被抛到街头，这支后备军任何时候都是工人阶级在自己同资本进行生存斗争中的绊脚石，是把工资抑制在合乎资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调节器。”[3]这样一来，机器就成了资本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劳动资料不断地夺走工人手中的生活资料，工人自己的产品变成了奴役工人的工具。于是，劳动资料的节约，一开始就同时成为对劳动力的最无情的浪费和对劳动职能的正常前提的剥夺；机器这一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变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属一生的时间转化为可以随意用来增值资本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于是，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成了另一部分人失业的前提，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费者的大工业，却在国内把群众的消费限制到忍饥挨饿这样一个最低水平，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4]773-774
    因此，过剩经济经历了从产品过剩到资本过剩、再到劳动力过剩的过程。但是劳动力的过剩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反抗。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的结论就是这样得来的。然而，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160多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死刑判决书并没有得到执行。相反，资本主义进入了鲍德里亚所说的“消费社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似乎过时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低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潜力。《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全世界还只有英国达到“过剩经济”阶段。当时的过剩还只是过剩经济的早期形式，当时的经济危机也只相当于后来发展中国家面对的“中等收入陷阱”。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发现，历史的发展与他们的预期不符，因此迅速调整自己的观点。《资本论》是以英国作为理想模型的，因此当经济危机越出英国，表现出新的特点的时候，马克思决定暂缓《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出版，从而推迟了他的全部“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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