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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启示

http://www.newdu.com 2018/3/7 《西南大学学报》 马拥军 参加讨论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的推迟与资本主义死刑判决的缓期执行
    众所周知,“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原来的总的研究计划。《资本论》只是总的研究计划中的一部分,即对“资本”进行研究的部分。根据马克思的“六册结构计划”,除了对“资本”的研究外,马克思还将研究“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4]8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马克思又是以英国作为理想模型的。这是因为,当时只有英国达到了过剩经济的水平。然而,英国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工业化完成以后,过剩经济迫使英国进入了对落后国家进行商品倾销的阶段,以解决产品过剩、资本过剩和劳动力过剩所带来的问题。资产阶级把这种倾销美其名曰“自由贸易”。实际上,这种贸易自由恰恰构成对落后国家的相对剩余价值的剥削(比如,对鸦片战争就应当放到这一总的世界历史背景当中来理解)。剥削的结果,是使英国上升为全世界的统治民族,甚至连它的工人阶级也资产阶级化了,以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英国不仅出现了资产阶级化的贵族,而且出现了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德国重复英国之路的时候,罗莎·卢森堡试图超越《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置于一个“非资本主义环境”中进行研究。她的《资本积累论》相当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的后三册计划,即关于“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研究。在她之后,巴兰、弗兰克、沃勒斯坦、伊曼纽尔、阿明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相继从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关系角度,拓展了马克思的研究计划,建立了关于“世界体系”的理论。这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形成了呼应。根据这些理论,我们可以总结说:20世纪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灭亡,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内在否定性的空间界限尚未达到。发达国家可以通过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来制造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民族对立,离间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资本主义下达的死刑判决书没有得到执行的另一个原因是发达国家自身生产关系的调整。这由两个方面造成:一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被限制在改良主义范围内;二是资产阶级改革派创造了“宏观经济”,缓和了阶级矛盾。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时期,正是自由资本主义狂飙突进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断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就是由于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必然导致的经济过剩的危机。但是,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只看到结构性过剩,即相对于劳动人民的购买力来说生产能力过剩了;由于劳动人民的刚性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只是表现为由缺乏购买力导致的无效需求,因此也称为相对过剩。相对过剩之所以是结构性过剩,就是由于需求的满足状况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结构性分布的,它表现为:有钱人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对于那些最有钱的人来说,甚至各种畸形的、病态的欲望都能得到满足;劳动人民却连基本需求都无法满足,而大众消费却是远比奢侈品消费大得多的利润来源。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的时候,资本主义全球化还只是一个趋势,没有完全实现,他们不可能看到另一种过剩经济形态:总量过剩。总量过剩意味着,人民群众的刚性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因而社会总供给相对于总需求来说是过剩了,因此总量过剩也称为绝对过剩或弹性过剩。因为这时的过剩经济只是相对于刚性需求来说,才表现为绝对过剩,但相对于更高的弹性需求来说,还有一定的生产和供给空间。然而,需求的弹性导致的必然是利润的不确定性,因此除非随着产品的升级换代形成新的产业,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升级,否则在总供给超过总需求的情况下,自由竞争将使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一旦平均利润率降低为零,以利润为目标的生产方式就崩溃了。
    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危机,基本上属于前者,即相对过剩的危机或结构性危机。这种危机后来在其他国家反复出现。能够克服这些危机、解决相对过剩问题的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无法克服的国家,就堕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大致说来,先行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西欧国家、美国和日本等,陆续克服危机,进入了所谓丰裕社会,也就是绝对过剩时代或总量过剩时代;而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原殖民地各国,由于发达国家发展起来之后“撤掉了梯子”,纷纷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解决相对过剩并不需要改变生产方式,只需要改变分配方式就够了:在美国通过罗斯福新政,在欧洲通过社会党的“社会主义”分配政策,建立福利国家、福利社会,就做到了这一点。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死刑判决之所以被缓期执行,就是由于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都走向了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
    发展中国家却没有这样的幸运。按照“依附论者”的分析,一开始,发展中国家处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附属地位,因此无法发挥自身的发展主体性,尤其是自身的资产阶级不能得到独立的发展;在民族独立之后,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起来了,但发达国家并不输出自己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政策,而是逼迫发展中国家实行发达国家自己早已放弃的自由资本主义政策。其结果就是相对过剩危机和中等收入陷阱。发展中国家要跳出这一陷阱,最佳选择是走向共产主义;最低限度,则是必须实行美国或欧洲的“社会主义”政策,建设“福利国家”或“福利社会”,而美国和欧洲等资本主义国家恰恰以反对“共产主义”之名,不允许发展中国家通过政府调控走大众消费之路。因此,由两极分化、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被注定了的命运。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死刑判断书并没有撤销。发达国家虽然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又使它陷入了“高平衡陷阱”。“高平衡陷阱”原意指由于所有需求都得到满足,从而使供给和需求达到平衡的一种状态。我用这个概念来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到绝对过剩或总量过剩后,其弹性需求被完全开发后的状态。从对象方面看,这种状态演化为虚拟经济;从主体方面看,这种状态导致欲望的幻化。它表明,过剩经济已经发展到它的最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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