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启示

    五、经济学创新、哲学创新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过剩经济问题既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哲学问题。从生产方式的变革看，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问题，因此它既有经济的一面，也有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一面。马克思的理论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他的科学社会主义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解决当今时代的问题恰恰需要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引导。但与革命战争年代不同，和平建设年代首先需要的是价值观革命，其次才是世界观和人生观革命。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正确地规定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同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区别：社会主义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资本主义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如何这样做，却没有阐明。这固然由于理论家们缺乏创新能力，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计划没有完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加拿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莱博维奇研究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六册计划，发现这一计划中的“雇佣劳动”部分作为“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包含着超越《资本论》的逻辑线索。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分为两支：一支是揭露资本主义生产秘密的经济学，即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或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另一支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或满足需要的经济学。[7]所有的人都只关注前者，而莱博维奇试图对后者进行探索。毫无疑问，莱博维奇是正确的。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经济学，而不是为资本谋利的经济学，不是发财致富的科学。遗憾的是，国内外虽然有一些学者做了努力，但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始终没能建构起来。这就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始终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缺乏理论指导：在研究西方经济现象时，马克思主义学者满足于运用《资本论》的结论，批判西方经济学，而在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象时，又往往依靠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范式。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当时的主要课题是学习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建设市场经济的经验教训，但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状况的改变，单纯的批判和借鉴已经远远不够了。最近，习近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不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而应当以满足人民群众需要为目的。这向我们提出了以“需要经济学”取代“偏好经济学”的任务。
    人们常常混淆“需要”和“想要”(经济学上称为“偏好”)。实际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需要”是客观的，“想要”(偏好)是主观的。比如，糖尿病患者需要胰岛素，尽管病人可能根本不知道有这种东西；相反，他(她)想要的可能是糖这种对他(她)的健康有害的东西。再如，吸毒者需要的是戒毒，他(她)想要的却是毒品[8]。这说明：需要是客观的，即使人们未必能意识到它，它对于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来说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而“想要”或偏好却是主观的，有时是病态的、必须革除的。马克思主义主张根据“需要”来矫正“想要”，而不是相反。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而不是人们的“想要”或“偏好”。与此相反，西方经济学是偏好经济学。作为微观经济学基础的效用价值论本身就是主观价值论。所谓“效用”，实际上是商品满足人的欲望或想要的程度。无论是基数效用论还是序数效用论，实际上都是主观价值论。只不过，微观经济学没有意识到：它所假定的效用满足，是以主体具备相应的购买力为前提的。因此，它把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效用的满足混同于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的效用的满足。实际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并不是围绕普通人的效用，而是围绕资本的效用，即满足获得利润需要的商品、货币或劳务的效用而建立起来的。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假定每个人都以发财致富、满足自己的“偏好”为人生目的，而不去追问这种“偏好”本身是否正当。
    这突出地表现在“需求”这样一个平面化的概念中。作为经济学术语的“需求”与作为哲学术语的“需要”不同。需求表现的只是量的差别，因此有效需求和无效需求、刚性需求和弹性需求的区别极容易被忽视，尤其是被微观经济学所忽视。宏观经济学虽然注意到有效需求与无效需求的差别，但它仍然看不到“有效需求”和“正当需求”的差别。只有把人不仅当作经济人，而且当作现实人，把物质需求当作全部人性需要的一个环节——尽管是最基础的环节，才能理解后凯恩斯主义的世界。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需要的满足都必须以货币为中介。因此，货币及其数量，就成为满足所有需要和任何一种需要的前提条件。所有的需要都变成了对货币和资本的需要。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需要的异化”。资产阶级经济学不是建立在人的需要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偏好或需求的基础上，从而是建立在异化的需要的基础上，正如它不是建立在单纯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劳动的基础上一样。[9]339由此必然导致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必然形成货币价值观和资本价值观，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拜金主义”价值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观念，则是作为货币价值观和资本价值观的基础条件和观念补充而形成的，是贸易自由、平等交换和有钱人做主的理想形态的表现。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私有财产和需要”一节中，不仅分析了需要的异化对工人和资本家的不同影响，而且分析了禁欲和纵欲对于资本家的意义：从资本积累的角度看，资本家必须禁欲；但从刺激消费的角度看，“工业的宦官”又必须激起资本家“病态的欲望”。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马克思则从资本的生产和资本的流通两个过程的统一角度，分析了禁欲和纵欲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不同作用。[10]同样，马克思也研究了大众消费的意义，认为“工人的粗陋的需要是比富人的讲究的需要大得多的赢利来源”[9]345。这就预示了过剩经济条件下福特主义调节方式的必要性。
    有些人喜欢谈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认为马克思未能从文化层面揭示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心理机制。这跟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指责一样，是颠倒了本末。马克思认为新教本身是适应资本积累的“禁欲”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它当然能起到促进资本积累的作用。到过剩经济时代，纵欲而不是禁欲，成了推动资本积累的动力，这时候需要的不是新教或任何一种其他宗教，而是尼采所宣布的“上帝死亡”。在这一意义上，鲍德里亚只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重复了尼采的断言而已。马克思则不仅认为，禁欲和纵欲都是需要异化的表现，而且提出了使需要重新实现“人化”的思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指出，人类社会的财富观根本不同于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建立在人与人对立的基础上，以价值量衡量财富，而人类社会则把他人视为最大的财富。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对三大社会形态的研究中，他又提出人类共同的生产能力和他们的社会关系、人的自由个性都是人的财富。这都是从人的对象性本质出发的。
    我认为，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形成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体系应当建立在这一基础上。[11]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体系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原理)三个部分构成的。我主张，新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体系应当由对象性价值观、生活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人生观三部分构成。其中，对象性价值观是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扬弃，生活世界观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扬弃，共产主义人生观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扬弃。
    对象性价值观强调以人本价值体系代替货币和资本价值体系。按照货币和资本价值观的标准，只有能用货币衡量的才有价值，其中，物的价值在于它能交换到的货币量，人的价值在于他(她)所能赚取的剩余价值量。或者说，物的价值在于它值多少钱，人的价值在于他(她)能赚多少钱。因此，货币价值观和资本价值观把所有的需要都化为同一种需要：对货币的量的需要。人本价值体系并不否认货币和资本的价值，但认为这并不是根本的价值，而是手段价值，只有人才具有目的价值。因此，资本作为能够带来剩余(交换)价值的价值，必须服务于(交换)价值的生产；(交换)价值的生产必须服务于使用价值的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必须服务于人的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的满足。
    与对象性价值观相对应的是生活世界观。马克思强调对“对象、现实、感性”，不能仅仅从客体的方面或直观的方面去理解，而应当视为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应当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2]499就此而言，人的对象性存在必然与对象性活动、与生活联系在一起，因此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混同于“科学世界观”。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宗教也是世界观，而且是情感世界观，正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世界观，而且是(体现无产阶级改造世界要求的)意志世界观一样。与人本价值体系相适应，马克思和恩格斯谈论的“世界”总是指“人的世界”。“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2]3
    从人的需要的全面性和层次性来看，人的世界只能是对象性世界，或者人化世界。所谓“人化世界”，是指人把整个世界变为满足自己需要的财富。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不仅资本、金钱和使用价值是财富，凡是满足人的各方面和各层次需要的对象都是财富。在过剩经济时代，人类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个包括物质财富、社会财富、精神财富和个性财富在内的立体的财富世界。在此之前，单个的个人必须为自己树立“个性自由”的财富观。
    这不可能单纯通过传统意义上的物质生产或资本生产来实现。必须立足于马克思所说的“全面的生产”，即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物质生产之外，还要推进“文化生产”。但文化生产显然不能采取物质生产的标准，否则必然导致需要的彻底异化，从而形成鲍德里亚的符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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