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启示

    六、结论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做出了鲜明的哲学批判。如果鲍德里亚有曼德尔的理论功底和现实关切，他本来可以像詹姆逊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那样，对文化生产展开真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遗憾的是，鲍德里亚缺乏否定辩证法的理论武装，难以理解马克思的“价值实体”和“剩余价值”概念，更不要说从马克思对“实体即主体”的批判中得出的“对象性即主体性”的结论了。这就难怪，鲍德里亚无法从本质层面把握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无法把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扩大到对全部经济和文化现象的批判。
    我们需要做的，是运用否定辩证法的武器，探寻在市民社会的崩溃中蕴含的人类社会的可能性。
    马克思承认鲍德里亚意义上的毁灭。活在“病态的欲望”中，难道本身不就是一种死亡么？但否定蕴含着肯定，死亡蕴含着新生。随着剩余价值生产还原为价值生产，价值生产还原为使用价值生产，不仅资本主义社会将走到尽头、市民社会将走到尽头，而且“经济的社会形态”本身也将走到尽头。这确实是一种死亡，即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死亡。但在它之中蕴含着一种崭新的社会的形态：自由人联合体的形态、人类社会的形态。
    在这一视野中，人类所经历的一切苦难，无非是“人文化成”的两种形态：异化和异化的扬弃。人是对象性存在物，而对象性恰恰不是通过线性的生成、而是非线性的超越，即异化和异化的扬弃实现的。鲍德里亚划分了仿象的三个等级，即仿造、生产、仿真，认为“第一级仿象依赖的是价值的自然规律，第二级仿象依赖的是价值的商品规律，第三级仿象依赖的是价值的结构规律”[1]61。这恰恰是一种线性的逻辑。在他看来，只有在仿真的极限处，才能终结线性的时间、语言、经济和权力。鲍德里亚没有看到，通过异化、物化等概念，马克思强调和批判的并不是商品的价值规律，而是资本的价值规律。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根本就不是教科书中那种线性的辩证法，而是比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更加激进的唯物辩证法，只不过后人把它庸俗化为线性辩证法而已。马克思并不认为只有在线性逻辑的终结处才出现非线性的逻辑，而是自始至终就是非线性的逻辑。
    对马克思来说，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并不是形式逻辑与线性历史的一致，而是辩证逻辑(或自我反对的逻辑)与自相矛盾的历史的一致。因此，市民社会的终结和人类社会的生成并不是基督教末世论意义上的终结和生成，并不是凤凰完全化为灰烬后，才从地上的一堆灰烬中出现新的凤凰，而是化为灰烬的同时，灰烬又展现为新的凤凰。这同鲍德里亚对现代性和后现代的划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鲍德里亚来说，现代性是以工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霸权上升为特征的生产的时代，而后现代则是一个由符号、代码和模型控制的模拟的时代。现代性集中于物品——商品和产品——的生产，而后现代性则以激进的类制作和符号的激增为特征。他没有看到，现代性和后现代只是人为的划分，正如末日审判只是人为设定的一样。以为在一端是线性的，另一端是非线性的，这本身就是臆想。
    马克思比这要激进得多。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眼光审视鲍德里亚，我们就会看到，鲍德里亚所说的“时尚或代码的仙境”、“身体或符号的尸体”，无非是由剩余价值生产所造成的“需要的异化”、“欲望的病态化”由物质生产领域扩展到文化生产领域的结果。一旦我们把“文化”理解成“人文化成”即包括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内的整体，而不仅仅是与“物质”相对的“精神”，那么，随着剩余价值生产规律、价值生产规律直至物质生产规律的废除，“文化生产”就会还原为人自身的再生产，而不是由物质生产规律、价值生产规律，更不是由剩余价值生产规律制约着的一个符号生产领域。
    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死亡并不是终结；相反，它只是生命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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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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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加拿大)迈克尔·A.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M].崔秀红，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中文版序言”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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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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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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