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启示

    四、普遍过剩时代呼唤理论创新
    作为对新时期的天才描绘，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和符号政治经济学理论可谓惊人地准确。遗憾的是，在一个碎片化的时代，凭感觉不可能把握人与世界互动的本质。作为社会学家，鲍德里亚没有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把握现代社会。同马克思相比，他的政治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政治经济学，不如说是一种伪政治经济学，是以政治经济学面目出现的感觉主义哲学。对这种情况，法国调节学派的利比兹说得很对。他指出，从感觉的角度看，人们必然认为地心说比日心说正确，因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们恰恰是根据地心说来安排自己生活的。从来没有人感觉到“地球在动”，更不要说地球围绕太阳在转动了。
    就此而言，马克思在经济学上实现的“哥白尼革命”不被人理解，是正常的。像鲍德里亚那样不断发现地心说的“新证据”，也是正常的。真正的时代变革要到人们从空中俯瞰地球的时候才能感觉到。
    现在的世界和中国恰恰到了这样一个时刻。
    从过剩经济的角度看，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危机基本上属于绝对过剩的危机。它是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福利社会政策的必然结果。调节学派研究了福特主义调节方式向后福特主义调节方式的转变，得出了非常重要的结论。在我看来，发达资本主义试图克服绝对过剩的危机，主要对策有两条：一是放开金融监管，通过金融自由化的手段，创造出一个虚拟经济市场，吸纳过量发行的货币；二是制定产业政策，通过技术垄断和信息封锁，实现本国产业的结构升级。这就意味着，新时期的战争很少通过军事方式，而更多地采取了金融战争和信息战争的方式。
    让我们从福利政策方面分析一下这一过程。
    实行福利政策必须解决资金来源问题。迄今为止大致有三种方式筹集资金：一是多印纸币，其结果是导致通货膨胀，进而重新形成结构性过剩局面；二是对富人征税，在此基础上对穷人实行转移支付，其结果是导致资本外逃，促进资本的全球化进程；三是借债，希望通过经济发展带来的“乘数效应”，实现付本还息之后的纯收益，作为实行福利政策的资金来源，其结果是导致主权债务危机。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除了全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在特定范围内采取第二种选择外，欧洲主要采取第三种选择，美国主要采取第一种选择。实际上，第一种选择也只有美国能够承受，因为它能凭借美元的霸权地位掠夺全世界的财产，并且通过金融市场把泡沫吸收到虚拟经济中。然而，短视的美国资产阶级没有看到，这样做的结果除了透支美国的信用，还会导致新型的金融危机。因为虚拟经济必须有相应的实体经济为后盾，而美国的实体经济已经空心化了。2008年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就是最新的例子。
    目前，资本主义社会苟延残喘的唯一希望是通过科技进步不断实现产业升级。但前提是，资产阶级必须同时创造出对这些产品的需求。由于这是刚性需求满足之后的弹性需求，而且是只有通过货币手段才能满足的弹性需求，因此资产阶级只有一方面通过广告等手段，不断刺激、制造出对新产品的热望，另一方面引诱消费者通过延长本可以缩短的劳动时间来获得满足这些欲望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由此，人变成了消费机器，一个不断膨胀的欲望黑洞；而大自然母亲则变成了资本的奴隶，一个不仅被榨尽乳汁、而且被榨干每一滴血的骷髅。这才是鲍德里亚所说的消费社会的缘起。
    只要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要解决这一切问题，只有抛弃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采取以满足需要为目的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站到共产主义或“人类社会”的立场上对此进行研究。科里、罗尔、莱德勒、达雷尔、波洛克等人都注意到凯恩斯理论与马克思理论的相通之处，特别是关于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消费不足理论以及国民经济各部类关系理论上的相通之处。斯特雷奇对凯恩斯和马克思的“沟通”还影响到了凯恩斯主义左派，形成了以琼·罗宾逊为首的凯恩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沟通”的努力甚至影响到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米克，他在马克思和斯拉法之间建立的“某种桥梁”可以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方面的最高成果。
    问题是：凯恩斯立足于市民社会的自我完善，马克思则是立足于市民社会的自我否定向人类社会的过渡。对这一根本立场的对立怎么可能进行“沟通”呢？
    与欧洲和美国不同，中国试图通过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社会主义”化的改良式资本主义道路走向共产主义和人类社会。遗憾的是，中国的理论研究并没有跟上实践的步伐。大多数理论家们满足于为政治家的政策做注脚，而不是大胆地超越政治家们的天才直觉，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服务于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以至于中国的政策主张虽然基本正确，但其理论支撑却相当薄弱。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领域表现得特别明显。早在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邓小平就期待着建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5]，但到现在，接近30年过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还有很多人搞不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有的人甚至仍然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这表明，人们根本不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作为后资本主义的那种社会状态，而是通往那种状态的一条道路。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是以实践标准的讨论为开端的。但是，不仅政治经济学批判，甚至连哲学研究，最近几年都进入一个瓶颈时期。这一点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十八大报告提出三个“没有变”，其中之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没有变。从总体情况看，这样表述是有道理的，但从具体状况看，对这一表述的内容需要进行具体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是短缺经济时代的表述。还原到它的最初语境，这一点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最初在党的八大上被表述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经济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样，主要矛盾的双方，虽然从八大到十八大，一方都是“经济文化需要”或“物质文化需要”，另一方都是“落后的社会生产”，但在需要内部，又表现出“经济需要”或“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之间的结构性关系。
    21世纪，中国进入过剩经济时代，使这一矛盾的主体方面的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无论是哲学家，还是经济学家，都应该认清这一重大变化。
    过剩经济本身就意味着物质需要能够得到满足，因为相对于需要来说，财富出现了过剩；现在面对的问题是拉动内需以及限制过剩的生产能力。如果说有些人的有些需要得不到满足(如由于全民医保体系和社保体系尚未建立，有些人医保的需要和社保的需要得不到满足)，那么，这是结构性矛盾，不是由于社会生产能力不足而导致的矛盾。在物质需要能够满足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变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同落后的文化生产之间的矛盾”。由于在提出“物质文化需要”的时代，中国还是短缺经济，温饱尚未实现，因此当时提出的是“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首先需要抓的是物质文明，这就是所谓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已经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时代，“文化需要”已经不再仅限于精神需要，而是包含了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需要[6]。相应地，从个人来说，单纯追求物质财富已经不能再满足人的各方面需要，它只能导致人的片面发展、依附性发展，同共产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目标是相悖的。
    因此，无论是当前的中国还是当前的世界，都面临“过剩经济向何处去”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沟通”的是经济学上的需求理论和哲学上的需要理论。这表明，无论是经济学，还是哲学，都需要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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