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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2.道路选择评价模型
在现有文献中，Whetten(1989)的“理论是什么”、Sutton和Staw(1995)的“理论不是什么”、Jia等(2012)的“情境主位模型”等研究，均为本文从理论开发与理论探索的角度窥探道路选择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与参考。尤其是Colquitt和Zapata-Phelan(2007)构建了“实证研究理论贡献的分类模型”，认为学者可以从最低程度到最高程度分别对现有理论进行检验和对新理论进行构建，以实现“描述类”、“拓展类”等不同程度与类型的理论贡献。本文主要借鉴这一模型从最低程度到最高程度对理论检验与理论构建的刻画及其相关的分类做法，认为理论开发与理论探索也均可以从不同的程度进行关注与描述，而且这两个维度不同程度的组合，不仅可以说明不同程度的理论创新途径及其知识创造属性，还可以进一步考虑在中国转型时期的文化情境中深刻关注管理实践并有效地揭示实践背后的重要事实与实证规律等类型的探索研究，以及关注中西方文化与理论互相整合的开拓研究。因此，本文尝试构建“中国管理研究道路选择评价模型”，如图1所示。
(1)理论探索
本文用理论探索反映学者对新理论进行构建与探索的程度，是从中国的文化情境中提炼可以有效解释本土管理现象的理论或模型。Colquitt和Zapata-Phelan(2007)认为，理论构建既可以通过归纳的研究方法，也可以通过假设推演式的方法，或基于管理实践抽象理论模型，或基于现有文献提出理论模型。高静美和陈甫(2013)也认为，理论创新既可以来源于现有理论，又可以来源于管理实践现象。鉴于此，在模型的纵轴上本文认为理论探索存在两种途径，既可以通过现有文献进行演绎，又可以从中国管理实践进行归纳。因此，当理论探索程度较低时，学者既可以检验与复制之前的研究发现或理论效应，又可以深入关注中国管理实践的事实描述与归纳(Hambrick，2007)，发现与揭示重要的实践特征与实证规律(Tsang，2013)。本文将理论探索共分为5个分值，分别定义如下。
纵轴的“1”值代表最低程度的理论探索，表示不构建新的管理理论，既可以是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操作性或建设性复制，又可以是对中国本土管理实践现象与事实的深入描述与重要归纳。从理论演绎的方向来看，正如Colquitt和Zapata-Phelan(2007)所言，操作性复制试图重复已发表的经验成果的所有细节；建设性复制试图使用新的样本数据或者新的分析技术避免对之前研究成果的完全模仿，而是进行更为严格的检验，这种复制对于增强现有研究发现的外部效度至关重要(Tsang & Kwan，1999)，是知识有效积累的关键。从理论归纳的方向来看，本文认为在中国的文化情境中对本土管理实践现象进行系统的描述与归纳，有助于深入窥探转型时期中国最真实的管理现象，这种描述与归纳虽然没有上升或抽象至理论高度，但却为后期发现重要的实证规律与构建理论或模型提供了最真实、最直接的素材(Hambrick，2007)。根据理论发展的阶段性演变特征(Cheng et al.，2009)，处于转型时期的一些管理实践与现象目前还刚问世，可能还不适合构建新的理论(章凯等，2014)，此时强调事实的描述与归纳似乎更为必要，也更为可取。
纵轴的“2”值代表第二个水平的理论探索，一方面用以表示对之前未经过实证检验的理论效应进行复制与验证。不少学者认为，虽然西方管理学期刊提出了琳琅满目的理论模型，但是其中真正得到有效检验的却很少(Davis & Marquis，2005)。因此，通过对现有理论或模型在中国的文化情境中进行有效的复制与检验，既可以提高理论的合法性，又有助于摒弃或完善一些无法解释现代管理现象的旧理论，从而促进管理学科的范式一致性，并降低学科的碎片化趋势(Preffer，1993)。另一方面，管理学者也可对中国独特的管理现象进行深入挖掘，从而探索符合实践特征的实证规律。这种研究虽然仍尚未上升至理论高度，但却可以有效洞察管理实践中的重要规律，而且可以非常发人深省。这种实证规律不必然会导致新理论的创造与构建(Tsang，2013)，但却与管理实践息息相关(Helfat，2007)。
纵轴的“3”值代表中等程度的理论探索，表示在现有理论变量关系之间或过程中添加调节变量或引入中介变量。在中国的文化情境中，学者通过引入这些调节变量或中介变量可以探索与发现现有理论过程的情境适用边界(Whetten，1989)，从而增强与拓展现有理论的应用范围。然而，这种方式不会改变现有理论的核心解释逻辑(Sutton & Staw，1995)，即使是引入了体现中国本土情境与文化特征的调节变量或中介变量(Barkema et al.，2015)。
纵轴的“4”值表示较高程度的理论探索程度，以探索理论变量主效应之间的未知联系(Whetten，1989；Jia et al.，2012)或未知过程。一方面，管理学者可以通过案例研究、扎根理论、民族志等归纳方法探索与构建新理论，通常以一系列理论命题或模型作为其研究结论，如《管理世界》借此途径积极地探索管理的中国理论(Zhao & Jiang，2009)。另一方面，管理学者也可以通过假设演绎的方式探索现有变量主效应之间的新关系或新过程。正是这些新的理论或模型，体现了学者对新颖性(McKinley，Mone & Moon，1999)的追求与强调，这种新颖性越来越成为管理学期刊、学术共同体对理论创新的基本要求(Corley & Gioia，2011)。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东西方文化与理论的整合日益被强调与关注，管理学者也可以通过中西方理论整合的途径构建新的理论模型(Leung，2009)。
纵轴的“5”值代表最高程度的理论探索，用以表示结合中国管理情境提出新的理论构念或者对现有构念显著地进行本土化与概念化。根据Colquitt和Zapata-Phelan(2007)，新构念更加新颖，既为学术共同体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又为理论发展提供了原创与独特的贡献。正如Jia等(2012)通过对西方7个顶级的管理学期刊所发现的3个新构念——“关系”、“市场转型”、“网络资本主义”——一样，新理论构念既可以在学术共同体产生重大的影响并对全球管理知识做出开创性的理论贡献，又可以为相关理论的发展提供崭新洞见来源，因此管理学者也可以基于中国制度、哲学、文化价值观与管理实践进行新理论构念的探索。当学者尝试东西文化与理论的整合时，这种新构念往往可以体现整合与跨越东西文化情境特征的属性。
图1 中国管理研究道路选择评价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