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研究道路选择：康庄大道，羊肠小道，还是求真之道？——基于2009-2014年中文管理学期刊的实证研究与反思

    4.不同道路的合法性
    在表3中本文通过STATA12.0列出了主要的回归分析结果，估计了康庄大道、羊肠小道、综合之道与发现之道分别与文章被引频次的回归系数。从回归结果(1)可知，控制变量(如发表时间、研究方法、期刊种类等)均与因变量(被引次数)显著地相关，而且大部分系数的P值都小于0.01。对于自变量即不同的道路选择而言，当中国管理学者选择康庄大道而不选择其他3条路径时，文章的平均被引频次比其他3条道路的总体平均值高出约5.8次(p＜0.05)。而当学者无论选择羊肠小道、综合之道还是发现之道中的任一条道路时，都会比其他3条道路的总体平均被引频次低(但这3项结果均不显著)。这一结论初步说明了康庄大道可以使管理研究更具有合法性，这样的学术论文拥有较高的质量与影响力，更有利于促进管理知识的分享与传播，也更容易在学术共同体内受到认可。
    表3中回归模型(6)进一步显示，当学者选择羊肠小道、综合之道或者发现之道任一条路径时，都会显著地降低文章的合法性与学术影响力。由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可以看出，相对于康庄大道，羊肠小道的论文引用次数平均会降低约6.1次(p＜0.05)；综合之道的论文引用次数平均会降低约6.6次(p＜0.05)；而发现之道的论文引用次数平均会降低约5.2次(p＜0.05)。结合表2的结果可知，当平均值为19.99以及标准差为36.77时，被引频次下降6.1、6.6或5.2次，均会对管理知识的合法性与制度化程度(贾良定等，2015)产生重要的影响。
    (五)讨论与反思
    本文主要对中国管理研究的道路选择进行系统地认知与评价。首先，整体而言，相对于国际化视角下的中国管理研究(Jia et al.，2012)以及西方主流管理研究(Colquitt & Zapata-Phelan，2007)的理论创新程度与贡献水平，本文发现基于中文期刊数据的中国管理研究在开发现有管理理论从而促进学科范式常规化(Kuhn，1962)方面正与国际接轨，而在探索新的管理理论从而促进学科范式多元化(Tsui，2009)方面也走在前沿(见表2与图2)。因此，近年来本土期刊已经在理论贡献与创新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尝试。虽然Barney和Zhang(2009)提出了中国管理理论与管理的中国理论作为道路选择的路径，但是本文尝试构建新的分类框架并为此提供了经验基础，阐明了学者在理论创新的知识创造道路上并没有完全选择康庄大道与羊肠小道，而同时也选择了既重视理论开发又强调理论探索的综合之道以及对理论开发与理论探索均不侧重的发现之道。国内学者除了检验、复制与完善现有的管理理论以及探索与构建新的本土理论与模型以外，还正在尝试融合中西方的管理理论以及开展深刻关注中国管理实践的非理论研究，即使后两种研究或因现有学术制度环境使然，或因中国管理研究正在积极与西方的主流理论范式接轨，或因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从而导致相关的样本数量较少。
    其次，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如果过于重视康庄大道就会导致“中国学者的研究议程被西方学者的以往理论与研究所设定”(Barney & Zhang，2009)，而且长此以往并不利于中国管理学话语权的建立与合法性的巩固，但是本文基于道路选择评价模型从学术影响力(被引频次)的角度证明了事实却可能事与愿违：尽管近年来学术群体对探索本土理论的呼声从未间断，即使学者也多次强调开展羊肠小道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即使学者已经在发展本土理论模型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康庄之道依然是目前学术共同体最认可的路径选择，而其他知识贡献道路的合法性程度尚未被充分发掘。不仅如此，表3结果也显示，学术共同体对本土新构建的理论或模型的认可程度较低，无论这样的理论探索是尝试摆脱现有理论束缚从而体现对非常规科学下理论范式多元化的追求(羊肠小道)，抑或是基于较高程度的理论开发从而体现对常规科学下理论范式的维护(综合之道)。换言之，虽然近年来本土管理学者已经在康庄大道、羊肠小道、综合之道与发现之道上均有所建树，但是却更加认可拓展现有理论(尤其是西方理论)的研究而对任何形式的理论构建以及理论创新程度较低的研究相对不认可。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在现有的学术制度环境(Tsui，2009；Zhao & Jiang，2009)场域内，当学者选择康庄大道与现有的理论范式保持连续性时，管理知识更容易被察觉从而可以得到有效的传播与合法化(McKinley et al.，1999)；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管理学者也更愿意把研究建立在西方公认的现有理论基础上，以期获得同行更多的认可(Flickinger et al.，2014)并参与国际主流理论范式的学术对话，从而提高其成果在科学社区中的合法性与影响力。
    再次，Colquitt和Zapata-Phelan(2007)的研究表明，随着既不重视理论检验也不强调理论构建的“描述类”研究逐渐减少乃至消失，愈加体现2000年以后AMJ的实证论文——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西方的管理研究水平——对理论创新的重视，本文认为，这可能是西方学术社区过度强调理论开发与探索而造成的一个直接结果，应该成为开展中国管理研究并为全球管理知识做出贡献的一个提醒。相对而言，基于2009-2014年的经验数据研究表明，中国管理研究整体上在康庄大道、羊肠小道与综合之道上强调理论创新的学术价值时，还正在通过发现之道归纳独特的管理现象与探寻重要的实证规律。虽有别于西方，但本文认为这种现状并不意味着中国管理研究将来应该完全模仿西方的理论范式演变路线，因为这是在转型时期随着企业管理实践的成长与演变，知识创造的一个真实写照，也应该是学术群体在现阶段尊重管理实践特征而共同努力的成果体现。然而，也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理论开发与理论探索程度的同步提升(见图2)，发现之道这条非以理论创新为目的的知识创造途径却越来越缺少尝试(比重明显下降，见图3)而且合法性较低(见表3)。因此，即使理论创新对管理学的发展、演化与变革至关重要(Zahra & Newey，2009)，本文呼吁制度层面、科学社区与个体学者都应该更为辩证与反省地看待理论对于管理知识创造与传播的价值(Miller，2007)，避免将来对“理论崇拜”(Hambrick，2007)的趋之若鹜。我们希望看到管理学者可以抓住历史赋予的巨大机遇，根据“探究自主性”原则(Tsui，2009)并遵循中国管理学的客观发展规律，继续打造属于自己的未来；而不希望看到随着中国管理研究的蜕变并逐渐与国际化接轨，未来的道路选择空间完全被西方强调理论创新的主流研究范式所主导、所设定。为此，本文提倡将来应该适当提升发现之道在科学社区的关注程度与合法性。一方面，中国学术期刊可以改变一味追求理论贡献的偏颇，欢迎与认可揭示中国管理实践中有意义的重要现象与探索相关的实证规律⑩，如“大败局”、马太效应等，即使这些研究与应用现有理论或构建新理论可能并无关联(Helfat，2007；Tsang，2009)；另一方面，因为有些比较新颖的现代管理实践很可能有悖于管理中人性的基本假设，也未必与时俱进(章凯等，2014)，所以中国管理学者应该深谙是否所有的管理实践现象背后都一定蕴藏着构建本土新理论的机遇，或许此时选择发现之道可能更为必要与可行，只要这些研究“关注了管理实践的重要问题或检测到了有意义的规律，并至少对一些组织的利益相关者是有益的；付出了大量的搜寻与努力成本从而探究到了原创性的新发现；遵守了研究方法的严谨性从而可被复制与检验”(Miller，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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