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研究道路选择：康庄大道，羊肠小道，还是求真之道？——基于2009-2014年中文管理学期刊的实证研究与反思

    最后，从现有的研究结果来看，4条道路选择在整体的数量上存在一定的平衡，但是目前康庄大道缺乏对本土新诞生的理论与模型进行检验与完善；羊肠小道依然缺乏基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哲学进行理论探索；虽然综合之道的比重逐年上升，但却缺乏文化双融的理论构建；而发现之道的比重不仅逐渐下降，这条道路还缺乏对中国管理实践进行深入的归纳与实证规律的探寻。因此，本文认为，道路选择未来应该继续维持对4条道路的多元化共同追求，并“保持”(Fabian，2000)4条道路中理论与理论之间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必要张力。虽然必要的张力最初被用来描述自然科学中既维持传统又追求创新、既维持收敛式思维又追求发散式思维以实现相互制约与相互促进的共同价值主张(Kuhn，1963)，但随后被用以表示对理论范式一致性与多元化的共同追求(Fabian，2000)，以及描述既开发现有的理论知识又探索新的理论知识以实现二者平衡(March，2004)。而本文更关注随着管理学的发展，这些互相竞争、互相冲突、互相促进与互相依存的必要张力在被拓展至理论与理论之间(如Suddaby，2014)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Bartunek，2003)的辩证关系时，如何有效指导系统的求真道路选择。
    从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必要张力来看，因为带有不同价值主张的管理理论只能对复杂与动态的管理实践提供有限的、不完整的内部一致性解释(Van de Ven & Johnson，2006)，而且每一种理论都只能是片面与相对精确的，所以寻求这种张力有助于对比竞争性的理论解释，揭示不同理论的优势利弊，既有利于更为全面地认识管理实践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又有助于诞生崭新的理论洞见与管理新知(Poole & Van de Ven，1989；Suddaby，2014)。因为康庄大道可以复制、检验与完善现有的理论——包括对本土新诞生的理论或模型——以提高其效度、信度与预测能力，羊肠小道致力于在中国的文化情境中构建新的管理理论，而综合之道可以同时强调对理论进行开发与探索，所以三者都是积累、抽象、规范和合法化知识价值(Suddaby，2014)的重要途径，而且“不同类型的理论之间的对话与交流，用意并不在比较不同理论到底孰优孰劣，而在于强化每种理论的知识价值及其未来发展”(Cheng et al.，2009)。因此，本文认为，中国管理研究应该继续同时追求这3条理论创新之道并保持理论之间必要的张力，从而实现不同价值主张与视角下的理论在互相竞争的同时也互相补充、互相揭示，这样有利于从国际化的视角审视本土管理问题与从本土化的视角看待国际化的管理问题，又有利于基于本土化与国际化的互动视角实现中西管理文化与情境的整合、超越与双融，从而既有助于共同呈现较为真实、较为全面、较为动态的管理实践，又可以帮助中国管理学者更为全面与系统地进行理论化抽象。
    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必要张力来看，因为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是既互相竞争又互相促进的矛盾两端(Bartunek，2003)，所以保持这种张力可以强化二者存在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又有效促进管理思想的诞生与理论的构建(Bartunek & Rynes，2014)，也充分体现了管理学发展的科学路线与人文路线之间的竞争与依存(刘文瑞，2012)，并释放了正能量(曹祖毅等，2015)。不可否认，康庄大道、羊肠小道与综合之道都是重视理论知识开发与探索的创新道路，而且中国管理学也确实需要借以提高和巩固合法性地位，但是学者应该深知，关注与直面中国管理实践并不只局限在较高程度的理论创新上，学者还可以选择与认可理论开发与理论探索程度均较低的发现之道，尤其是其中探寻管理实践中重要的实证规律与归纳数据背后的有趣现象研究。这种研究发现往往是基于真实的实践与现象实现突破，与实践结合最为紧密，对人类实践、生活的改善更具有影响力，对管理学这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尤为重要(Helfat，2007)。因此，本文认为，中国管理学者应该关注较高程度的理论创新研究，但至少也该同等程度地重视知识创造的其他有效途径。这些重视理论创新的研究与可以更加贴近管理实践但不强调理论贡献的研究，互相竞争、互相补充也相辅相成，维持其必要的张力，可以形成促进中国管理学科健康发展的基石(高良谋、高静美，2011)。
    由此本文认为，康庄大道、羊肠小道、综合之道与发现之道都是创造与传播管理知识的有效途径，中国管理研究没有必要在康庄大道与羊肠小道构成的知识空间进行争论，因为道路选择可以从最初的二者“非此即彼”问题(Von Glinow & Teagarden，2009)，一方面转换为在由4条道路所构成的、更为广阔的知识生产视域内如何适当地提升与有效地平衡4条道路的知识合法性问题，另一方面转换为在维持对4条道路的多元化追求时如何追求与保持理论与理论之间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必要张力问题。对于前者，本文认为，学术共同体可以采取Hambrick和Chen(2008)与贾良定等(2015)的建议，即当管理知识被创造以后，通过必要的社会化与制度化过程，有效地促进知识的传播与扩散，从而适当地提升与平衡各条知识贡献道路的合法性。对于后者，本文建议学者从矛盾的视角更为辩证地看待中国管理研究的道路选择问题，否则，当学者过于重视康庄大道时，虽然这是通往普适性管理理论的一条可行途径，但可能会限制对中国有关的重要现象之发掘和理解，也可能会导致管理研究被继续掣肘于西方管理议题而失去增强中国管理学科话语权的机遇；如果学者过于强调羊肠小道，虽然有利于解决本土管理问题，但却可能形成短期导向的问题，导致“我们将很快看到的不仅是‘管理的中国理论’，还会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如上海和苏格兰)的管理理论”(Tsang，2009)；然而，如果过度关注管理理论的探索与开发(无论是康庄大道、羊肠小道还是综合之道)而忽视发现之道的价值时，也可能会形成另一种短板，即由于管理理论的过度繁衍，导致薄弱或者错误的理论既会阻碍好理论的发展，也会妨碍科学的进步(Pfeffer，1993)，甚至会比起初没有这个理论带来更大的危害性(Tsang，2009)。因此，若是未来过于关注理论创新而忽视管理研究的其他方面，可能只会让学者在因为缺乏信心从而不得不探索新理论以增加话语权时，因为理论的过度繁殖，导致中国管理学科更加缺乏信心，也很有可能在无形中继续拉大理论与实践的距离，动摇学科的合法地位，甚至是陷入孔茨担忧并试图竭力避免的“管理理论丛林”困境。故本文认为，中国管理研究的求真之道不是在康庄大道与羊场小道之间做出抉择，也不是在备择的综合之道与发现之道做出选择，而是一个知识创造与社会化的动态过程，是在学科整体上同时追求与合法化这4条探索与发现管理新知的现实路径，并在4条道路之间分别保持理论与理论之间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必要张力，从而促进中国管理研究科学与有序地成长，既遵循中国管理学科自我演变与发展的客观规律，又为全球管理知识做出自我的价值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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