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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三)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与筛选
为了更好地反映中国管理研究道路选择的真实情况，本文将时间跨度选定为2009-2014年，强调起源于2009年的中文管理学期刊文章作为分析样本：一是因为之前虽有文献涉及，但系统地关注中国管理研究的道路选择问题是在2008年；二是因为国内的管理学研究水平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关注近期的实际成果，可以更真实地反映理论创新的现状(许德音、周长辉，2004)；三是因为在此期间，一些本土的管理学期刊已经成功实现转型与蜕变，如以“中国”、“实践”与“文化”为特色的《管理学报》(张金隆、蔡玉麟、张光辉，2014；曹祖毅、伊真真、谭力文，2015)，不仅深刻记载了中国管理研究的动态发展过程，还比较充分地体现本土文化情境与理论发展的关系；四是因为“如果想借由发展‘管理的中国理论’以适切地诠释华人管理现象，则势必要仰赖中文管理学期刊上的知识累积”(Cheng et al.，2009)，而且学者将中国管理研究提交至中文期刊时更容易被接受。
与此同时，本文借鉴Colquitt和Zapata-Phelan(2007)与Jia等(2012)的研究方法，只关注实证研究的文章，既包括定性研究(如案例研究)，也包括定量研究(如回归分析)(Usdiken，2014)。之所以选择实证研究作为样本，是因为这是理论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管理学被称为“科学”的学科是否健全的重要标志(陈佳贵，2009)，而且有证据显示，2000年以来实证研究已经成为中国管理研究的主流方法(特约评论员，2013)。
对于期刊的筛选，首先，本文参照“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2014年)”从“吸引力”、“管理力”与“影响力”3个指标评选的最新结果⑤，初步选择其中管理学排名前3的顶级期刊《管理世界》以及权威期刊《南开管理评论》与《管理学报》；其次，根据法约尔对管理的定义以及本文所关注的样本主要是微观层面的企业组织，再筛选出以上“报告”中的核心期刊《经济管理》；最后，出于力量分布与期刊平衡的考虑，本文重新审视所选的4个期刊，发现《管理世界》和《经济管理》分别创刊于1985年与1979年，至今发展均已30余年，均拥有一定的历史底蕴；而《南开管理评论》与《管理学报》分别创刊于1998年与2004年，可以认为是推动中国管理学科成长的新兴主力。因此，本文认为这4个期刊在很大程度上见证了中国管理学科的发展与管理知识的创造与积累，可以较好地反映中国管理研究的整体概貌，故以之为样本来源。
为了可以与西方的学术共同体进行科学与有效的对话，本文在确定期刊的基础上，按照三项原则确定所关注的管理研究领域，并筛选样本分析数据：(1)尽量与国际管理学领域的划分方法接轨，参考美国管理学学会(AOM)⑥对管理领域的划分；(2)参考国外顶级期刊对管理研究领域的区分，如Birkinshaw等(2014)、Jia等(2012)⑦的做法；(3)参照法约尔对管理的定义，即将企业中涉及人的工作视为管理职能，而将其他涉及物的工作看做商业、技术、财务、会计等职能(法约尔，2013；谭力文，2011)，本文将对“人”的研究与对“物”的研究进行系统的区分，主要筛选出涉及人与组织的管理研究，在与国际通行的管理学划分标准尽量保持一致时，使得出的结论不至于过于庞杂而无序⑧。
考虑到中文管理类期刊在栏目划分方面不够清晰的问题，本研究对所选定期刊的相关文献认真浏览、阅读与筛选，以确定合适的数据作为我们分析的样本，由此得到初步的样本期刊文献年代与频数分布，如表1所示。从总体来看，2009-2014年的样本数量呈现递增的趋势，表明本文所关注的问题已在中国管理学术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通过剔除管理量表开发、文献计量研究等文献，本文最终得到1123个数据，并收集了每篇文献的被引频次、发表时间、研究方法(定性还是定量)、期刊种类等数据。其中，收集被引频次的时间是2016年5月5日至7日。被引频次既可以表示期刊文献的质量和影响力(Baldridge，Floyd & Markoczy，2004；Bergh，Perry & Hanke，2006；Tahai & Meyer，1999)，又可以表示知识的扩散与传播效果(Schulz & Nicolai，2015)，同时也表示文章的制度化程度(贾良定等，2015)与合法性(Judge et al.，2007；Flickinger et al.，2014)。
表1 样本文献期刊来源的年代与频数分布
2.数据编码
为了计算每篇文献的理论开发与理论探索程度从而确定其所属的选择道路种类，本文借鉴了Colquitt和Zapata-Phelan(2007)与Jia等(2012)的做法并在其基础上，由3位作者负责对4个样本期刊中的1123篇样本论文进行编码。为了保证编码的信度，数据编码的过程遵循以下步骤：第一，编码前商讨。为了能较为准确地结合中国管理情境与文化，首先由每位编码人员仔细阅读并充分理解英文原文⑨，以形成讨论的基础，并对理解中存在的分歧进行重点讨论与分析，直至达成较为一致的标准。第二，进行尝试性编码。3位编码人员按照编码表分别独立地对本文时间跨度内60个随机样本论文进行编码，然后逐条进行对比和讨论，具体分析编码人员对每个刻度的理解及操作依据，并逐步完善编码模式。第三，预编码过程。在之前充分讨论的基础上，编码人员随机抽取另外30个样本再进行尝试性编码，并用ICC(1)组内相关系数来考察编码者之间的信度。经过计算，本研究中理论探索的ICC(1)分值为0.463，理论开发的ICC(1)分值为0.884，均高于Bliese(2000)以及Colquitt和Zapata-Phelan(2007)建议的0.3值，这表明3名编码人员编码结果的一致性较高，信度较强。第四，正式编码。在确定编码信度之后，将剩下的样本论文在3位编码者之间进行平均分配，完成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