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研究道路选择：康庄大道，羊肠小道，还是求真之道？——基于2009-2014年中文管理学期刊的实证研究与反思

    (2)理论开发
    在图1的横轴上，本文用理论开发表示学者在中国文化情境中对现有的管理理论进行检验与利用的程度，用以提出研究假设或进行逻辑推理与预测。基于Sutton和Staw(1995)对参考文献、数据、变量、图表、研究假设等非理论要素与理论关系的探讨，以及Van de Ven和Johnson(2006)对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相关阐述，横轴从最低程度到最高程度的理论开发，表示学者对现有理论的开发“从距离理论最远”过渡到“距离理论最近”(Weick，1995)，逐渐接近理论的解释逻辑范畴(Whetten，1989)。具体而言，本文定义。
    横轴的“1”值表示最低程度的理论开发。对于归纳性质的实证研究，这种程度的理论开发或强调基于中国情境下的经验数据(Sutton & Staw，1995；Weick，1995)进行逻辑归纳，从而提出新的理论命题，如案例研究；或强调对中国管理实践数据进行深度地提炼与挖掘，从而揭示重要的管理现象或发现实证规律。对于假设演绎式的实证研究，这种水平的理论开发也可以是进行逻辑推理(Colquitt & Zapata-Phelan，2007)。换言之，最低程度的理论开发是几乎没有对现有的管理理论进行开发与应用，而主要是基于实践知识或其他非理论知识进行推理与预测。
    横轴的“2”值表示基于已有的参考文献与研究成果进行推理与预测。这种程度的理论开发仅是从现有的相关文献提出研究假设或者进行推理，并没有涉及理论的解释逻辑。根据Sutton和Staw(1995)，参考文献有时掩饰了管理理论的缺乏，因为学者通过引用现有的研究成果与发现以提高其说服力，试图告诉读者类似的研究发现。在中文管理期刊中，学者可能限于篇幅的限制，在对数据归纳或提出演绎式的假设时往往只是简单地罗列现有的中英文参考文献，并没有实质性地呈现理论的解释逻辑。
    横轴的“3”值表示中等程度的理论开发。这种研究基于过去的概念论证试图阐述变量之间的关系或过程为何存在，但是这样的论证基础不足以构成理论的完整解释逻辑(Whetten，1989；Sutton & Staw，1995)，也未对所关注的现象给予全面的理论解释(Colquitt & Zapata-Phelan，2007)。但是相对于上述基于已有的参考文献与研究成果进行预测的理论开发程度来讲，中等程度的理论开发对因果逻辑的解释机制提供了有益的描述。通过这种概念论证，读者可以知晓预测与推理的理论依据所在。
    理论开发的“4”值表示较高程度的理论开发，是基于已有的理论模型或图表提出研究假设或进行推理与预测。虽然模型与图表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管理理论，但却与之非常接近(Weick，1995)。即使在解释逻辑缺位的情况下，这些模型和图表可以明确地表述理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理论的象征性表示(Sutton & Staw，1995)。当理论或模型(如AMR上的理论模型)还处于成长过程时，通过对其进行有效的开发与利用，既可以促进理论合法化的进程(Tsang & Kwan，1999)，又可以辅助学者提出先验的研究假设。
    横轴的“5”值表示最高程度的理论开发，是学者基于现有的理论解释逻辑进行推演、推理或预测。真正意义上的管理理论既包括变量及其之间的因果关系，还一定包含变量关系与过程背后的解释机制与逻辑(Whetten，1989；Sutton & Staw，1995)，在试图对管理实践进行简化与抽象时(Van de Ven & Johnson，2006)，也提供令人信服的逻辑一致性观点。随着中国管理学者对本土情境与实践的持续关注，中国已经开始诞生一些比较重要的本土理论与思想，如复合基础观、家长式领导理论、和谐管理理论以及通过案例研究构建的理论模型等。考虑到复制与验证对理论合法性建立的重要性，学者对现有理论的开发，可以不局限于西方的管理理论，还可以对本土的新理论或模型进行检验与利用(Barney & Zhang，2009)，因为即使在中国的文化情境中探索再多的理论或模型，如果缺乏理论复制与应用从而导致其内部效度、外部效度和信度的缺乏(Tsang & Kwan，1999)，那么可能很难在世界范围内将其“扩散和泛化”至国际管理学学术共同体内，更遑论通过本土理论的创新与构建来提高中国管理研究的世界话语权。因此，学术共同体对本土理论或模型进行有效的开发是促进理论发展与合法化的重要渠道，也是为管理新知做出重要贡献的途径。当学者尝试整合中西方的文化与理论时，往往同时对西方与中国的理论或模型进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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