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研究道路选择：康庄大道，羊肠小道，还是求真之道？——基于2009-2014年中文管理学期刊的实证研究与反思

    (3)道路选择的分类。
    借鉴Colquitt和Zapata-Phelan(2007)分类方法，本文认为横轴上的1、2或3值均未体现理论的完整解释逻辑，故用这3个数值表示较低程度的理论开发，而用4或5值表示较高程度的理论开发；在纵轴上，因为1、2或3值均未上升至理论的抽象高度，或只是对现有理论的完善，均未体现对新理论解释的探索，故用以表示较低程度的理论探索，而用4或5值表示较高程度的理论探索。因此，分别基于理论开发与理论探索程度的高与低，本文将图1划分为4种知识创造类型，分别表示中国管理研究的不同道路选择空间，即康庄大道、羊肠小道、综合之道和发现之道④。
    一是康庄大道。本文定义康庄大道这条理论创新的知识贡献道路为在中国的文化情境中，对现有的管理理论进行检验、应用与拓展，从而提高理论的合法性以及扩充其适用边界，对应图1中纵轴上较低程度的理论探索(得分为1、2或3)与横轴上较高程度的理论开发(得分为4或5)。如李四海(2012)在探讨管理者背景特征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时，主要基于高阶理论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通过中国2006-2009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数据验证与拓展了这一理论的适用边界；如顾远东和彭纪生(2010)在回答“如何激发员工创新行为”问题时，在社会认知理论的基础上将创新自我效能感这一中介变量，引入到组织创新氛围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之中，通过在南京和苏州两地的478份有效调查问卷进行了相关研究假设的检验，同时也拓展了社会认知理论。
    二是羊肠小道。本文定义羊肠小道这条理论创新的知识贡献道路为在中国的文化情境中，摆脱现有理论所设定的议题，尝试探索与构建本土新的理论或模型，对应图1中纵轴上较高程度的理论探索(得分为4或5)与横轴上较低程度的理论开发(得分为1、2或3)。如杜义飞(2011)深入考察了一个国有企业的衍生企业发展历程，并深度跟踪和提取了该企业7年的事件数据，通过纵向研究和扎根理论把创业衍生企业的理论延伸到“主辅分离”这一具体政策导向措施的作用机理中，并得到其理论模型与核心权衡过程；田志龙等(2010)基于吉利、奇瑞、华晨、比亚迪和哈飞等5家本土企业的多案例研究，构建了“后入者进入方式—资源弱势克服方式—后发优势实现途径三要素理论框架”来探讨弱势后入者的经营战略。
    三是综合之道。本文定义理论探索与理论开发程度都较高(得分均为4或5值)的研究类型为综合之道，这种道路代表基于中国的文化情境既重视开发现有理论又强调探索新理论的实证研究，或在现有的理论基础上探索与构建了新的理论或模型，或是对已有的中西方理论或模型进行有效融合与超越。如江诗松、龚丽敏和魏江(2011)基于对吉利公司的纵向单案例研究，探讨了后发企业如何在复杂而冲突的制度环境下实现能力追赶，在借鉴与开发制度理论、资源基础观和动态能力理论的同时，构建了“转型经济背景下后发企业能力追赶的共演模型”，从而解释了转型经济背景下后发企业如何通过各种方式管理复杂的制度环境，以及实现技术和市场能力的追赶；如曾垂凯(2011)有效融合了本土的家长式领导理论与西方的领导—成员交换理论，在国内率先探讨了3种家长式领导行为——德行领导、权威领导与仁慈领导——对部属职业高原的影响，发现家长式领导对部属内容高原和中心化高原均有显著的影响，但对层级高原的影响不显著，而领导—成员关系在家长式领导与部属内容高原及中心化高原之间起着部分或完全中介作用。
    四是发现之道。本文定义理论探索与理论开发程度都较低(得分均为1、2或3值)的研究类型为发现之道，这种道路既不重视对现有理论的开发，也不强调在中国管理的文化情境中构建新的理论或模型，而是旨在对现有理论进行较低程度的开发，或发现与解决现有文献中的重要问题，或报告中国管理实践背后的重要事实发现，或探寻本土管理实践与情境中的实证规律。如潘持春(2009)在研究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对管理人员离职倾向的影响时，主要参考了现有相关的研究成果，并未基于具体的理论逻辑，也没有探索变量之间的未知联系与过程，或提出新的理论构念；如田志龙和蒋倩(2009)基于2008年中国500强企业的实践数据以及企业愿景的相关文献，通过严谨的研究方法发现这些企业有极强的成为世界级企业的愿望，其财务绩效和愿景有无与表达内容有关，而且愿景表达上的差异与企业所有制、规模和所处行业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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