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社会领域的结构性改革

    以社会结构改革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所谓结构性改革明显不同于总量性改革。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总量性改革，这种改革主要侧重增量改革，存量改革能不动就不动，很少动存量。未来的结构性改革，因为动增量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动存量，积极推进存量改革。与经济结构性改革相配套的社会结构改革就是不断完善相关社会结构，多余的要减少，不足的要补上；习以为常的要反思，不能适应的要变革。
    优化人口结构：维持代际相对均衡。首先，为促进人口结构优化，必须完善人口政策，核心是完善生育政策。要从战略高度和全局长远视角统筹谋划完善生育政策这一重大问题。近期，应稳妥有序推进现行政策落实，准确把握政策基调，跟踪分析实施情况和效果，推动开展生育意愿调查，完善保障机制，同时开展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研究工作，推进出生人口性别比趋向正常。中长期，应超前谋划、科学论证比选方案。
    完善生育政策是人口发展自身规律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一方面，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们的生育观念也逐步转变，为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从国际经验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一定水平后，通常会带来生育率的下降。一般来说，总和生育率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如图2所示）。目前，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经济持续增长对国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开始显现，这与有关国家的情况基本吻合。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情况下，生育率大幅反弹的可能性不大，调整政策应该不会带来生育率的剧烈波动。
    完善生育政策事关重大，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集思广益，全面评估，科学设计实施方案，稳妥有序推进。一是要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立足于“完善政策”，保持计划生育政策的连续性，有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二是要坚持风险可控，保持适度低生育水平，既避免落入低生育陷阱，造成人口规模快速衰减且难以扭转；又有效防止出生人口快速反弹，再次重演人口过快增长的不利局面。三是要坚持统筹发展，进一步处理好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促进协调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地区、人群之间的政策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公正。
    这里先依托我们建立的人口预测模型，比较不同政策情境下的人口总量变化，再据此提出进一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初步建议。
    从人口总量和人口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2013年以前的“双独两孩”政策，最突出的政策风险是在人口在达到峰值以后会持续大幅下降。与之相比，“单独两孩”政策有一定的优势，既能够使人口峰值的出现时间后延，又能够降低峰值过后人口下降的幅度。实施“普遍两孩”政策，则能够进一步优化人口自身的发展。
    我们选取“普遍两孩”政策于2015年出台、2016年实施，2017年出台、2018年实施，2020年出台、2021年实施这三个情景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从防止人口到达峰值后骤降的角度看，2017方案明显优于2020方案，2015方案优于2017方案。因此，考虑到避免人口总量在峰值后过快下降的风险，“普遍两孩”的政策宜尽早实施。
    在未来实施新的生育政策中，要抓住以下着力点：一要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做到依法调整完善和依法施策推进。二要加强跟踪分析，及时掌握政策调整完善带来的人口变动情况，科学评估政策影响，特别是要加大力度深入研究受政策影响较大的人口大省、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新情况。三要综合施策，将调整生育政策与完善利益导向机制、加强优生优育服务等工作统筹考虑，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相协调，形成政策合力。四要制定风险防控方案，预研预判和实时监测政策调整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做到底数清楚、力求稳妥，有效防范化解可能出现的风险。五要加强宣传引导，确保全社会和广大群众对完善生育政策准确理解，避免造成生育政策“推倒重来”的误读，甚至否定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其次，加快提升人力资本。要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口整体素质的高度，全面研究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领域的发展对策，推动数量型人口红利向以人力资本投入带动劳动力素质和生产率提高的质量型人口新红利转变，进而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协作中的地位，依靠人力资本打造新的国际竞争力。迫切需要从依靠劳动力大规模、高强度投入的数量型人口红利，向以人力资本投入带动劳动力素质改善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质量型人口新红利转变，加快推动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型升级，大力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协作中的地位，依靠人力资本打造新的国际竞争力，使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重中之重是深化教育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应用技术技能人才，服务经济转型升级和国家技术技能积累，是增进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竞争力的关键。目前，我国产业工人中技师和高级技师的比例仅占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不改变传统的职教体系和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就难以培养出符合中国经济升级版要求的产业工人队伍。因此，必须树立以服务为宗旨、以创新为导向、以人为本的职业教育发展理念，适应现代产业新体系和终身教育新要求，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加快建立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职前教育与在职培训衔接、中职与高职教育贯通、职业教育与其他各类教育融合发展，面向人人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进一步增强开放性和灵活性，打通提升人力资源素质的各个环节，构建人人成才的“立交桥”，夯实劳动者基本技能基础，着力培养创新、创造和创意素养，多维度加强人才储备，增强人力资本国际竞争力。
    与此同时，要树立人力资源开发的全球视野，加快培养和引进高端人才，带动培养我国创新型人才队伍；从长远看，需要大力发展健康服务业，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全面提高健康素质，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优化支出结构，加大对教育、卫生、文化和体育等领域的投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方位提升人力资本。
    完善收入分配结构：维护社会相对公平。首先，完善初次收入分配。收入初次分配的政策取向，主要应该是解决市场扭曲和市场不完善的问题。尤其是要创造机会公平的竞争环境，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具体包括：一是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实施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以消除劳动市场中的城乡身份藩篱，减少对低工资就业者的就业歧视、工资歧视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歧视，建立和完善公平、有效的劳动力市场秩序和环境。二是允许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市场，对中小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建立和完善公平、有效的资本市场秩序。三是推进资源税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妥善解决资源价格扭曲问题。尤其是要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四是推进同工同酬。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内部实际上是二元的劳动力市场——事业单位和国企分为正式的有编制的劳动力队伍和非正规的无编制劳动力队伍。在单位内部分配上，则是按员工身份进行分配，直接表现就是同工不同酬。因此，要进一步推进同工同酬。
    其次，健全收入再分配政策体系。收入再分配政策的政策取向，主要应该是从“兼顾公平”的角度，更多地考虑低收入人群。具体包括：一是完善税收体制改革，构建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税制结构，从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搭建一个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以其他税种为补充的多税种、立体、全过程的税收调节体系。个人所得税的制度设计应真正体现对低收入者的必要保护，对低收入者可考虑增加家庭赡养、家庭结构、子女教育等专项费用扣除项目。同时，尽快开征财产税，结束财产保有层面的无税状态，从而建立起至少在收入和财产两个层面全方位调节贫富差距的直接税税制体系。二是加快转移支付的立法进程，推进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依法调整当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统一转移支付标准。调整转移支付方式，从单一的纵向逐级转移方式向纵向全面覆盖式转移与横向转移并用方式转换，在我国建立规范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缩小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规模，扩大均等化转移支付规模。三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平衡不同群体间的社保待遇差距，消除城乡壁垒打破城乡二元社会保障结构，推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有轨衔接。一方面探索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和多种形式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研究建立农村老龄人口生活补助制度；继续推进和完善城市以养老、失业、医疗保险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另一方面，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将更多的社会成员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尽快把农民工、失地农民、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来。
    再次，完善配套政策。一是完善收入监管制度。收入分配秩序混乱的重要原因在于，收入形式和来源的多样化，各种补贴和工资外收入既成为相关职位、特别是公共部门贪腐的隐患，同时也使得收入监管与调控无法实施。因此，应当改革现有的薪酬体制，简化薪酬构成和收入形式，增强收入决定及其来源的透明度。二是取缔和打击非法收入。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制度、政策的不完善，通过侵吞公有财产和公共资源、偷税漏税、走私受贿、权钱交易、制售假冒伪劣等破坏市场秩序的非法行为成为谋取暴利的手段，因此应强化法制监管，健全政府权力的监督机制，完善税收监管制度，实行政府官员收入和财产的公示制度。三是细化、强化、优化收入调查统计。首先，依托现行统计制度开展工资抽样调查，将工资统计与住户调查、劳动统计结合起来，借助现行制度丰富工资统计的内容。其次，加强国有企业薪酬福利及职务消费监测。将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外收入、非货币福利和管理人员职务消费行为纳入监测体系，并重点监测国有垄断企业和高层管理人员。再次，探索多方合作机制不断提高数据质量。在政府内部，建立上级与下级政府之间、同级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资源共享机制。建立政府与行业组织工资监测协作机制，监测行业薪酬水平及趋势。委托专业机构对收入数据进行验证，促进薪酬统计数据质量的提高。
    建立现代社会治理结构：实现权利相对均衡。第一，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牢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保障网。坚持系统治理，由单中心治理向多元共治转变；坚持依法治理，由管控规制向法治保障转变；坚持综合治理，由单一手段向多手段综合运用转变；坚持源头治理，由事后救急向标本兼治转变。不断丰富和完善社会治理工具库，既要有强制型治理工具（法律、行政等），也要有引导型治理工具（道德规劝、乡规民矩等）；既要注重传统型治理工具，也要创新现代化治理工具（信用、信息技术等），为社会治理作用的充分发挥提供保障。通过社会治理方式的改进，做到依法治理、综合治理、科学治理、多元主体治理。通过社会治理方式的不断完善，社会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确保社会安定有序，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打造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助推器。加大社会组织的培育力度。首先，处理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明确政府和社会组织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适合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和解决的事项应交由社会力量承担。培育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完善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相关政策，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公共服务的提供、管理和监督。其次，改革和完善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再次，促进不同社会组织之间良性互动，推进社会组织间功能优势互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力量。最后，推动社会工作规范化、专业化、职业化发展，使社会工作在提供专业服务、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建立健全跨区域治理机制，护航区域战略顺利实施。一是建立跨区域治理思维理念。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式，树立维护区域社会稳定就是维护自身稳定、服务区域发展就是服务自身的理念，更加注重与城市群、经济圈全面协同。二是加强社会治理资源共建共享能力。积极推进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一体化发展，逐步消除信息壁垒，促进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的信息数据互联互通和信息资源融合共享。三是提升跨地区、部门协调沟通能力。加强与经济圈城市协调合作，有机整合经济圈社会治理力量，强化重大社会治理事件职能部门之间协作，健全政府间纵向和横向协调机制。建立健全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政府部门沟通协作机制。
    第四，强化网络治理，推进互联网经济健康发展。一是促进大数据、互联网等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应用。完善维护社会稳定的信息平台，提升民意智能化分析和应对网络舆情能力，增强通过信息科技提升公共事务决策科学化能力。二是加强网络安全防控，维护良好网络秩序。探索建立协调、规范、有效的网络舆情调控体系，规范网络秩序、打击网络谣言、净化网络空间，营造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健全网络舆论引导机制，规范理性的网络传播秩序，提高网络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络舆情监测研判、沟通、发布和反馈机制，及时准确发布重大事件、社会热点问题、重要决策、重点项目的权威信息，加强正面回应和引导疏导。加强网络宣传和评论员队伍建设，及时有效应对网络舆情，正确引导舆论，提升政府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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