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

    人民日报曾登了一篇评论员文章，说有人在网络上反映的中国消费者到日本去买马桶盖，上升到国民素质这个角度，觉得这件事很丢人，所以人们就此评论了一番。笔者看了之后，挺有感触，如果倒退十几年，年轻的时候，那就写文章说了，现在国民到日本干什么去?人家是消费者，谈什么国民素质高啊低啊，消费者理智与否、买什么东西还考虑到我是外国人吗?什么东西便宜，买了对我有用，什么东西好，我就买什么。中国农民比日本商人好得多，但两者之间生产的产品，你买哪个?不要动不动太意识形态化，上升到国民素质。你谴责我们的消费者素质低下，你怎么不去谴责我们的生产者啊?你生产的东西不行，你的马桶盖不如人家的好，人家当然去买日本的马桶盖。你说人家不爱国，前一段时间，好多人去香港买奶粉，搞得特区政府限购，说丢人，这么大的中国，妇女排队去买奶粉。你是谴责中国的母亲啊?她有孩子，给孩子喂无毒的、干净的奶粉，有什么好谴责的?这很伟大!做母亲的辛辛苦苦跑那儿去给孩子买奶粉，有什么好谴责的?你要谴责中国的奶粉商，你生产的东西不行，你还让我们消费。所以这是供给问题。中国现在消费需求疲软，从微观上讲，很大程度上是生产的产品不行，价高质次，不安全，你还怎么让人家去消费，人家怎么敢啊?所以我们说，中国真正的宏观经济失衡，无论是宏观上，还是微观上，很大程度是什么?看着是需求疲软，但实际上是供给这方面出问题了，是供给不行。我们中国现在要宏观经济均衡，从宏观调控方式，除了一般的刺激需求之外，更大是什么?政府要出台各种政策，税收政策、货币政策，降低企业生产的成本，加快企业结构的升级创新，改善产品的质量，降低产品的价格，保证产品的安全。这些才是活跃中国消费需求的一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宏观调控方式恐怕要从需求方，至少要转向兼顾供给方，使得政府有这方面的改革。怎么办?就要改革，深化体制改革，而体制改革怎么办?特别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市场能活跃的地方政府就要退出，而政府退出之后怎么办?政府更多的是维持公平、维持秩序，这不是那么简单的。政府在市场方面不退出，结果市场化不深入，特别是资源配置方面，关键性领域市场不起作用，政府集权会带来严重的腐败和低效率。市场不起作用，越是稀缺的资源，权力越不集中在市场手里，集中在谁手里呢?政府、官员。那么企业要想获得这个资源，获得这个机会，很难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获得，它得找政府谈判，劝说官员把这个机会给它。商人劝说政府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很简单就是行贿，这就很糟糕啊。越是稀缺的资源越不按照市场公平的原则，谁在竞争当中有效，就把这个资源给谁。越是稀缺的资源，越是按照腐败指数分配，谁行贿力度大就给谁，那这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既无公平也无效率。为什么?它根本不按效率原则，它不是在竞争当中谁的效率高就给谁，它按照腐败指数，谁行贿力度大就给谁，谁腐败程度高就给谁。所以腐败这个问题，它不仅破坏的是公平、公正，更伤害的是效率，它从根本上瓦解了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效率，使资源配置的根本原则不从效率出发，这是最大的问题。所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共同的一点是腐败，腐败共同的制度原因是政府权力太大，市场化不够，法制化不够。对政府的公权没有约束，政府对于市场配置介入太深，所以寻租、权钱交易普遍，因此既无效率又无公正，最后就导致“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动荡”。所以要深化改革，加快市场化进程。
    同时对政府的公权一定要有法律的约束，也就是法制化。法制化的根本一方面是对市场主体、微观主体一定要有立法，但更重要的是对立法者、执法者，对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对他们的行为要有立法。一个国家的法制化不在于给老百姓立了多少法，而是在于给当官的立了多少法，这是最根本的也是最困难的，这就是法制化。所以才有了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重要的决议。加快市场化的进程、深化经济改革，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总理的报告提出政府权力不能太任性，都是这个意思，提高政府行为的规范性，这样改革，才能够保证公平竞争和效率提高；效率提高、公平竞争才能保证发展方式的转变。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转变到主要依靠要素效率的提高，转变到创新驱动。通过创新驱动我们的产业结构才能真正升级。只有通过这种公正竞争，我们的分配结构才能真正合理。有了这种结构性改变，中国表现出来的需求疲软问题才能真正解决，中国新形成的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才能真正降下来，中国的经济失衡才能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所以，新常态下的新调控，就是要有新政策、有新变化、要有新方式。从供给到需求，从需求到供给，要有新体制。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没有这些新体制的创新、改革，就没有新的调控体制转变。没有新的调控体制的转变，就没有新政策的有效实施。而没有这些新政策、新调控、新制度，中国的经济短期均衡和长期可持续都很难保证。这样，我们就很难保证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克服我们现在这些新的问题。所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现在推进的经济的、政治的改革，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了很多项。2014年一年，习近平做组长的中央经济改革领导小组的几次会议关于经济改革，提到日程上推出的改革，就有39项，包括农村确权、国有企业的全面深化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文化产业体制改革，特别是“一带一路”这种新的建设等等。这些改革措施出来都有可能从根本上提高我们的效率，改善我们的供给。所以，即使需求疲软是个趋势，只要供给方面活跃了，成本降低了，我们中国经济保持强有力的竞争力，保持适度的增长速度还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就是所谓向改革要红利。
    本文主要阐释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变化；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失衡；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调控。
        （原文刊于《社科纵横》(兰州)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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