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

    (三)新条件
    新的阶段，经济发展会发生很多的变化，很多方面的约束条件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从经济学总的观察角度来说，概括起来无外乎两大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供给——生产方面条件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就是需求——市场方面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从供给或生产来说，一个国家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发展的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各种要素成本的大幅度上升，使得这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穷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是要素成本便宜。劳力便宜，工资低；土地便宜，到处都是荒地；环境便宜，污染了没人管，可以随便排放；原材料、能源、动力这些东西都便宜，它的核心竞争力就在这儿。东西便宜，拿到国际市场去竞争，拼成本，拿回订单，扩大生产，通过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迅速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带动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基本是这样的一种增长方式，这样一种核心竞争的优势所在。但是，到了上中等收入水平之后，这个优势会发生逆转，土地越来越稀缺，越来越贵，能源、原材料等也越来越贵；劳动力工资水平、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要求越来越高，劳动力越来越贵，人口红利逐渐减少；环境污染的治理要求越来越迫切，环境保护的立法越来越严格，谁污染谁治理，污染必须进入每个生产单位的生产成本，必须有人负担，运用环境的价格越来越贵。核心竞争力发生了逆转，这个时候就要求这个国家的增长方式必须改变。过去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投入更多要素，要素多又便宜，劳动力多又便宜，农村大量的劳动力，用了给的钱很少，土地也多，也便宜，环境也充分，没人管，它的增长方式就是动员更多的要素投入到经济增长中去，迅速拉动增长，而且有竞争效果。但是，现在要转变，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带动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的提高来带动经济增长。如果成本增长得快，收入增长得慢，消化不掉，就带来两个恶果：一个是短期通货膨胀，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成本高了，效率低，消耗不掉，它就进入物价，使得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短期严重不均衡，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另一个是长期这个国家经济衰退、停滞，不具有可持续性。因为成本高，效率低，要素是有限的，持续的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而不是要素效率的提高，最后会从根本上束缚经济竞争力。竞争力下来之后，不具有竞争力，就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长期经济衰退、停滞，带来高失业。社会到这个时候，如果经济增长方式不转变，在这个阶段上就会出现一方面高通胀，一方面高失业。这是说生产或供给方面的变化。
    另外一方面，需求也会发生变化。过去穷的时候需求旺盛，投资饥渴，消费饥渴，需求膨胀。所以，发达国家的企业家非常羡慕穷国的企业家：穷国的企业家不考虑销路，只关注生产。只要能生产出来，不愁销路。因为整个国民经济是需求膨胀，甚至是经济短缺。咱们大家都经历过短缺的时代。整个宏观经济管理解决问题就是如何应对短缺。采取各种办法，让大家排队，耐心等待投资，要立项修桥修路，就要等国家计划，今年排不上等明年，明年排不上等后年，一排排十几年。要消费，有钱也要等，有钱不一定能买到东西。排队，国家给你搞票证。中国票证制度搞的时间之悠久、内容之广泛，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比不了的。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当时“欧元之父”蒙代尔来中国访问，给温总理支招怎么刺激消费需求，建议搞票证，因为票证有补贴。一个老太太，你给她两斤白糖票，她一个月吃不了2两，按票证她会早早把这两斤白糖买回来，因为这里有补贴有福利，她不能放弃，能够刺激需求。看到这个报道之后，笔者觉得蒙代尔有他过人的地方，但他不一定了解中国，中国才告别票证几年，中国搞票证经验之丰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都比不了。这就是那个年代，短缺经济。到上中等收入阶段，情况会逆转，需求从强劲变成疲软。
    一是投资需求疲软。问题的关键是看自主创新能力是否能上去，如果一个国家在发展中，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上不去，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必然出现投资疲软。穷的时候，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是模仿和学习。和先进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大，模仿和学习的空间大，模仿和借鉴是技术成本最低的一种形式，付出代价也很小。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就不同了，总的技术差距在缩小，可以简单模仿和学习的空间越来越狭小，想要技术进步，越来越靠自主研发和自主创新，而自主研发和创新是成本最大的，投资风险最长、最剧烈的，并且要求有雄厚的、长期的人力资源的积累。人力资本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卫生健康。一个涉及人的智力，一个涉及人的体质，这就是人力资本。发展中国家如果在长期发展当中人力资本的发展和增长慢于物质资本，到了一定阶段整个国民素质上不去、学习和创造性上不去、自主研发能力上不去，借鉴和学习的空间又没有了，发达国家不转移新技术，这个时候产业升级就不能实现。如果有钱扩大投资就是低水平的重复，在结构不变、技术不变，原有结构基础上扩大产出规模，一扩大就是低水平的重复，就是产能过剩，遇到经济周期就作为经济泡沫被淘汰。所以，在这个时候，即使有钱，如果人力资本长期不注意积累，学习研发创新能力上不去，银行拿大把的钱在市场上也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新的投资机会，投不出去。于是，投资需求疲软。
    二是消费需求疲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国民收入增长了，消费需求应该更强劲，为什么在前一阶段还不是?关键的问题是国民收入高速增长，但消费能不能增长取决于一个前提，就是国民收入的分配是否合理。如果国民收入高速增长，但是国民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把大量的钱给了少数人，有钱人消费的绝对量比穷人大，但消费的相对量，就是消费占收入的比重低，越有钱的人比重越低。把大量的钱给了少数人，少数人不花钱，造成大部分穷人积累的贫困，想花钱没有钱，越没有钱的人对未来越没有信心，对未来越没有信心的人越不敢花钱，会牺牲现在必要的消费而增大存款，存款是他们未来的消费。这样，整个社会，有钱人不花钱，没钱人没钱花，整个社会消费的比重就下降，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之间就出现严重的不协调，于是消费需求疲软。
    投资需求疲软、消费需求疲软，带来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即需求不足、市场萧条、企业销路不畅；带来一个社会问题——高失业，进一步加剧社会动荡。穷的时候失业率高一点问题不大，失业的是农民，农民是分散的，农民只要不组织起来，即使失业，没有对社会冲击的强有力组织力量，问题不大。但是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出现高失业，失业的主要人群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精英，就是大学生失业。我们国家有过调查，现在城镇失业的主力是大学毕业三到五年之间的大学生。这些人如果成为失业的主体，很麻烦。因为他们是有组织能力的，如果出现结党，会对社会产生严重的冲击。在这个时候，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这两方面都会发生大的变化，一个是供给，成本提高，要求增长方式转变，不转变意味着高通胀、高失业；一个是需求，需求疲软，市场逆转，由于创新力不够，以及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会加剧社会动荡，加剧高失业，整个社会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这就是新常态下的新条件。约束经济增长的条件，无论是供给方面还是需求方面都发生了新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
    (四)新挑战
    条件的变化带来新挑战。新挑战就是一句话——“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一个国家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用十多年的时间，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目前有70个国家走过了这一阶段。另一种可能，是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穿越不过去，各种矛盾不断积累，危机四伏。这种情况前后有三批比较典型的国家：一个是上世纪60、70年代，拉丁美洲的十几个国家。在上世纪60、70年代，他们就达到了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但是他们适应不了新的变化，应对不了新的挑战，结果是到目前仍然没有进入高收入阶段。有半个世纪的时间，穿越不过去，被称为“拉美漩涡”。还有上世纪80、90年代，东亚的几个国家，在日本、韩国、新加坡起飞之后，跟着有一段时间的发展，他们也达到了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像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但同样进入这个阶段后，应对不了新的变化，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这些国家的经济低水平的扩张，实现的规模增长承受不了经济危机的打击，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他们作为经济泡沫被淘汰掉，经济大规模倒退，一直到现在这些国家也没有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被称为“东亚泡沫”。第三类，还在进行中的西亚、北非等动荡国家，如埃及、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突尼斯等，这些陷入动荡的西亚、北非国家，实际上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达到了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和中东等周边国家相比，那个时期他们政治上是稳定的，不管是军事独裁还是强人独裁，政治上是稳定的，石油也好，矿产也好，资源是丰厚的。所以他们有一段快速发展，在20世纪末，他们达到了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但同样他们不适应新阶段上新条件的变化，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他们国家的经济承受不了。在经济危机打击下，经济崩溃，在经济崩溃的基础上，政治动荡、社会动荡、文化冲突，甚至军事危机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全面动荡局面。到现在，70个高收入国家当中，仍然不包括这些国家，也有将近20年的历史，被称为“西亚北非动荡”。“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动荡”，从经济发展角度看，都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体现，就是到了这个阶段，对新条件、新变化的不适应。
    中国从2010年至今，进入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说机遇，中国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近；说挑战，构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所有因素和变化都存在。这就是一个问题，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新变化：新起点、新机遇、新条件、新挑战，共四个方面。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