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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轨
1981年，马雪征“为寻找自己的最强项”负笈英伦，几乎是前后脚，韩颖也重新回到了学校。作为同龄人，背负着同样的时代使命，马雪征和韩颖的职业生涯如此惊人的相似。
“在中海油有幸与这群西方最优秀的财务人员‘过招’后，我才发现我们的差距是如此之大，我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被大大激发。”1982年，厦门大学在国内首次设立西方会计学专业，韩颖毫不犹豫地报名求学，进行为期3年的脱产科班训练。
有了此前几年西方会计的实务经验，学校的课程对韩颖几乎不构成负担，只是用来印证她当年在中海油从外国专家那里学到的知识。她的专业课经常在班上名列前茅，而实践中接触的很多问题，在薄薄的教科书里无法找到答案，于是一头扎进了图书馆。
“厦大有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我一进去就觉得，当年跟外国人接触时的一些感性认识很快就深入到了理性层面。”韩颖把图书馆里所有最新的跟西方会计准则有关的书都找了出来，放在一起。每天一去图书馆，管理员就把这一摞书递给她。
以韩颖的实战经验，西方财务人员如何做会计、做财务分析、做预测、做计划，到底需要哪些知识，她都心中有数。在图书馆里，但凡她觉得可能用得上的东西，包括相关金融知识、会计准则等实务、各类表格，她都进行摘录，抄下英文原文，回来再翻译成中文。后来，所有这些资料都成了一部书的底稿。
“一想到离开厦大，就没有这个图书馆了，我就倍感时间紧迫。”韩颖的学制是3年，她所有期待回答的问题都要在这里找到答案，为此她放弃了所有娱乐活动，课余几乎没有任何时间不是在图书馆度过的。1985年毕业时，她竟然编纂完成了一本140万字厚厚的著作，名为《英汉汉英会计词典》，是一本关于西方会计学的工具书书稿。
接下来的事情完全超出了的预料。1986年，韩颖将清样稿交给清华大学出版社，没想到接下来是长达6年的校对工作。“平常这么厚一本辞书都是一个编写组完成，每人负责一章或者几十页，但我只有一个人，每校一次要半年时间，任何一个英文字母的大写小写都不能看错了。”6遍书稿校下来，韩颖对书里的内容已经倒背如流，这更为她日后的业务运筹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奠定了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地位，同年11月，财政部正式颁布《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中国会计制度同以苏式会计为模板的计划会计模式正式决裂，开始全面与西方会计制度接轨。
《英汉汉英会计词典》1993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并很快成为畅销书。这是中国第一本中西对照、厚达千页的国际会计辞典，不仅开国内西方会计工具书之先河，更难以想像的是，这本辞典在出版前10年就开始动笔。不久前，韩颖无意中得知，这本凝聚了她多年心血的书已经第8次印刷了，而当初一页页写在信纸上的书稿，已经发黄，她还精心地收藏着。
“会计必将在信息化时代由独立学科逐渐沦为边缘化的学科。”这是被周总理誉为“理财国手”的杨纪琬在20世纪70年代做出的预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场席卷中国企业的波澜壮阔的信息革命，以ERP这样的市场启蒙走向高潮，为财务管理提供了工具和条件，管理软件和信息平台的建立，不仅提高了财务人员的工作效率，使他们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战略计划和决策制订上来。与此同时，集团企业也大量诞生。
10年“寻宝之旅”
厦大毕业后，韩颖的眼界愈加开阔，她最想做的事就是把学到的西方会计知识应用到商业实践中。继中海油搭乘国内开放的第一班车后，1988年韩颖又赶上了中外合资的早班车——加入国内首家合资公司中国惠普。作为一家跨国知名企业，惠普有着非常成熟的管理和先进的文化。埋头于这样一座“宝矿”，韩颖由此开始了10年的“寻宝之旅”。
“惠普10年，我最大的收获是使一套先进的财务管理系统从近乎闲置状态最后得到了彻底、完全的应用。在这一过程中，成熟的西方市场文化也随之慢慢渗透到每个员工的言行里。”谈到这段职业生涯，韩颖充满了感恩。
惠普最吸引韩颖的是它的文化，即“惠普之道”。“我至今非常喜欢惠普的文化精髓，信任与尊重。”
当然，更重要的还有惠普50年沉淀下来的管理流程方面的精华。在惠普做到第5年时，韩颖面临一个新的选择，一家更大的跨国公司想挖她过去，职位是中国区财务总监，而她那时还只是惠普的一个财务部经理。
“我一度想要离开，当时的中国惠普总裁程天纵跟我说：‘韩颖，如果你来惠普5年，就要走掉，你是进了宝山，看见了很多宝藏，但你走出去的时候，还是两手空空。在这里你至少需要10年的时间，出去的时候，至少可以带上防身的十八般武艺，带上一些你可以用一辈子的东西。’”
韩颖停止了试图通过跳槽提升的想法，踏踏实实在惠普做了10年。“我体会非常深，真的要待够这么久，你才能把惠普非常优秀的管理流程变成自己的东西。”
韩颖刚到中国惠普财务部时，虽然一些核心的财务系统与惠普母公司几乎完全一致，但财务人员大都来自国内，大家只能做一些辅助性工作。更致命的是，国内有许多特别的政策和做法，而财务系统需要来自生产、制造、采购、订单等各个环节的数据，根本就无法得到满足。
10年后，当韩颖离开时，中方每一位财务人员都已经能娴熟应用这一系统，并透过它掌握到最先进的西方财务制度。“这过程中有太多工作要做，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培养人。不仅仅是财务人员，我们甚至还培养了200多名工程师，因为很多非财务人员也要会用收入管理系统，才能使系统真正用开来。”
事实证明，韩颖在惠普的10年“寻宝之旅”为她的CFO职业生涯铺平了道路。即便在加盟亚信后，韩颖感到非常自豪的也是她为这家公司构建的一套独特的、与公司业务相匹配的信息系统。
对财务信息系统的把握和应用，韩颖为日后圆熟的财务运筹能力捕捉到了精确的财务工具和方法，更为她登上职业生涯的巅峰打下了坚实基础。1998年，韩颖辞去中国惠普财务总监的职位，转战亚信公司，迎来了她职业生涯的又一大转折。
在惠普文化浸淫10年之久，韩颖熟谙那里的商业道德、会计准则和管理模式，韩颖深深知道西方投资人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这让她在海外上市和各方人士的沟通中游刃有余。不仅如此，在中国惠普学习到的沟通能力也对韩颖日后在亚信的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为合资公司，中国惠普的财务总监在如何既保护中方的利益，又让外方有兴趣在中国投资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同时要赢得双方的信任，才能将工作顺利推进下去。能否找到双赢的结合点，成为考量财务总监的重要题目。”
“亚信的情况更加复杂：股东里有相对短期的风险投资，又有相对长期的创始人投资;小股东要短期利益，大股东要相对长期的利益。”面对职业生涯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韩颖在中国惠普积累的经验和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2000年前后，一批中国企业跻身海外资本市场推动了会计标准国际化。中国加入WTO 之后，国内资本市场开始融入全球资本市场，更多的国内企业将赴境外市场上市，境外投资者也涌入国内资本市场开展投资活动。“中国特色”的会计标准遭遇挑战，CFO阶
到国际市场去!
2000年前后，几乎都是在同一时刻，余楚媛、韩颖和马雪征都迎来她们职业生涯中的一次大考。
巨大挑战不仅仅是因为她们都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被冠以CFO头衔的企业精英，更大的背景在于，随着“后WTO时间表”越来越临近，中国企业第一次被赤裸裸地暴露在全球化浪潮下。
“对我们这一行来说，最大的挑战可能就是2004年404法案的实施，我估计韩颖跟我是一样，都在饱受折磨。”余楚媛视应对404条款是她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当记者拿着同样的问题求证马雪征时，她脱口而出：“唉哟，你们记者都太爱问这个了，不就这事嘛(指联想收购IBM PC业务——笔者注)。”
韩颖也不止一次向记者提到亚信应付404法案所耗费的巨大信息搜集成本——人力成本、金钱成本和协调成本，但她更紧迫的，是作为一家美国上市公司的CFO，必须随时随刻向投资人讲述公司准确的未来。
“亚信的股票被炒到过110美元，经历过市场的大起大落，到今天我们也开始向非电信市场转型。CFO的重要作用，就是不断分析公司战略上的风险，推动新的战略产生。即便市场突然发生大的变化，CFO也要为公司调整战略方向留出充足的时间。现在我给自己定的时限是，能够提前7～8个月提示管理层。”谈到作为CFO的挑战，韩颖是一如以往的务实风格。
在马雪征身上，同样可以看到CFO遇事不惊、从容应对的气度和斗志，“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太埋怨的人，可能跟很多人的习惯不太一样。只要我在这个位置上，我就会积极想办法解决问题。所以他们开玩笑跟我说，你就不要叫CFO了，改叫chief problem-fix officer吧。我的天性就是遇到问题就积极地想办法解决。就像我今天这么困难，但仍然坚持坐在这里接受采访。”
也许是因为环境的差异，比起马雪征的豁达和韩颖的直爽，面对同样的难题，余楚媛笑得一脸灿烂，一副“天生的乐天派”形象。
作为当年安达信中国公司的合伙人，余楚媛见证了一大批中国公司走向国际资本市场的历程，目睹了中国企业和国际资本市场之间商业准则的巨大鸿沟。“第一批客户主要是几个大的电力公司，像国际华能、山东华能，还有隶属华北电管局、负责京津唐电网的大唐公司，最后他们在香港和伦敦两地挂牌。华能国际11年前在国外融资就已达6亿多美元，非常成功。我是北京办事处的头儿，需要带着国企这些人到美国证监会、纽约证交所、美国的会计准则协会，去跟他们沟通中国公司的结构、会计制度和上市标准等，看是否符合他们的要求。”
“我一直在美国公司工作，美国人的思维方式特别简单，你跟他讲什么，就一定要给他解释，比如这个东西相当于美国的什么，要举个他知道的相似的例子。”余楚媛的东方智慧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筹备中国电力企业的上市工作，在美国发电和电网是分开的，竞价上网，但国内是有一个定价机制，如还本付息电价，再由物价局批准，电厂结合发电和电网两块功能。在美国，这就会涉及到两个完全不同的会计准则，我们必须跟他们沟通说，我们选择的那个会计准则是适用于像国际华能这种类似美国电网的会计准则，同属公用机构。另一方面，一定要把中国特色的东西给讲明白。这样的工作几乎与做翻译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