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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法律应该是全体成员的智慧和经验凝聚而成的结晶。实际上，想这样做也很难实现，就算全体表决也是有人认真，有人毫不在乎。有人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有人则完全不知，这恐怕是全世界共有的现象。少数人掌控全局，却永远标榜少数服从多数。西方以法治之名来掩护人治的事实，似乎是一贯的策略。
中华文化以道德为基础，我们从小就重视人伦、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爱惜名誉，并且以光宗耀祖为自己的重大义务。对于权利的要求，不如西方那么热衷。只知道依法办事的人，大多不近人情。在中国社会，不近人情的人大概不会受到欢迎，属于不仁的小人。
我们的法，由于人伦的差别，大多是相对的。譬如对父母要“孝”，对长上要“忠”，对部属要“惠”，对子女要“慈”。不像西方的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如果说西方的法是显性的，具体而固定，我们的法就是隐性的，有原则却必须适时制宜。家有家法，各种团体都有一套严密的规定。但是，看起来都和西方具有戒律性的法令不一样，好像没有法一样。
有法中无法，无法中有法。看起来有法，却很像根本没有法。因为许多东西已经从小养成习惯，变成自己的一部分，用不着法来约束。看起来没有法令规定，大家心中都有一把尺，再任性的人也有其不可逾越的限制，这不是法又是什么?我们的思维，已经把有与无、好与坏、是与非合为一体，随时做出全盘的考虑和合理的选择。不幸，现代人受到西方的影响，只会用西方的观点评量我们的法治，当然说我们偏于人治。
请问，历史上的中国，时常发出礼教吃人的呼喊，为的是什么?便是我们虽然不强调戒律，也不高呼法治。实际上我们的礼俗，已经把大家约束得动弹不得，而且动辄得咎，令人觉得无所适从而经常陷入困境。礼俗具有相当大的弹性空间，尚且产生如此重大的压力，严密的法律为什么反而不致如此令人紧张呢?
因为法律不过是最低标准的道德水平，合法未必合乎道德要求的地方，经常存在。一个人只求不违法，就不必样样凭良心，使自己谨慎，甚至于到了戒慎恐惧的地步。法律为求适应多数人的情况，不可能把跨越的门槛定得太低，以免牢狱人满为患，大家也怨声载道。
要求自己不违法，实在是放纵了多数人。原本社会风气，可以藉由德治而改善，却由于强调法治而向下修正。最明显的事实便是言论自由，造成没有是非，而信仰自由，弄出很多邪教。以合法来掩护非法，徒然急坏了大多数的善良人士。请问工业化所衍生的各种问题，诸如温室效应、酸雨、臭氧、水及空气污染，难道不是法治的国家所造成的?1997年，联合国为了解决地球暖化的问题，促使成员国商订《京都议定书》，希望据此限制富有的工业国削减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美国总统布什竟然宣布不予支持。可见立法并不困难，要真正有效地实施，才是不容易的事情。
1989年，巴黎召开“世界宗教与人权”研讨会，神学家孔汉思以“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就没有世界和平”为题发表演讲，指出每一个宗教都应该自我检讨，找出自己的不是，才有资格去批评其他的宗教。他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具有普遍性的伦理道德标准，商订出一些万国可以共同遵守的律令。1993年，美国芝加哥举行世界宗教会议，120位不同宗教的代表，签署了一份《世界伦理宣言》。然而，一直到现在仍然无法获得普遍的认同。因为各地区有不同的文化，不可能凭一份宣言，便把不相同的理念完全抹煞掉。
21世纪由西方主导的价值取向，21世纪已经开始重新加以检讨。可见法治必须秉持与时俱进的精神，适时做出合理的调整。中国式管理便是看出这种法治的局限性，把它提升为合理化，以符合“有理走遍天下”的普遍性。实际上合理必先合法，只有在法定范围内才能够衡情论理，然后找出合理点。若是逾越法定的范围，已经是违法，怎么可能合理呢?
法外施恩是特例，不能当做常则来看。法内施恩才是合理化的正常措施，此时的“法”为“经”，而“施恩”为“权变”的弹性运用，合乎“持经达变”的精神。我们不能够由于使用日久，已经遭受扭曲，而误解原先的用意。法是做人做事的基础，也是管理所依据的制度。可以说是把管理理论付诸实施，变成实际的桥梁。
西方人的“法”是显性的，一切依法办理，看起来好像法在治理，大家称为法治。我们的“法”则是隐性的，通常放在腹中不从嘴巴说出来，以免“谈法伤感情”。实际上我们思虑问题时，先想“法”的依据。只是我们说话或有所举措时，喜欢先从“情”入手，因此容易误解，认为我们是人治而非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