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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史密斯表示，从企业领导者对难以平衡工作与家庭关系的抱怨中可以看出他们的遗憾。他说，“你可以花时间去提高沟通技巧，可一旦错过陪伴家人的时间就找不回来了──彻底走远了……关键在于如何严格遵守与家人相伴的时间。”1990年，他开始测算自己每天与两个女儿呆在一起至少4小时(不算看电视也不算看电影)的天数有多少。第一年是20天，但到1994年已经增加到135天。1995年元旦规划新年目标时，他问13岁和15岁的女儿：“今年争取150天，怎么样?”但这个提议却被女儿们否决，“她们决定大大减少我们共处的时间。”
至于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工作与家庭这个问题，接受本报周末版采访的许多受访者都谈到周末与家人度假和准时回家吃饭这两点。微软(Microsoft)亚太区前副总裁、现为微软亚洲企业服务(Microsoft Enterprise Services Asia)副总裁的桑贾伊?米尔查达尼(Sanjay Mirchandani)甚至每天让妻子和孩子开车来接他下班，用这种方式来确保自己能与家人共度一段时光。但财务规划公司Ipac Securities Ltd.的董事长Arun Abey则说，“只要你领导者一家企业，无论大小，家庭总要做出某些牺牲。就是这样。我认为不会有任何折衷之路。”
确实，他曾抽出大量宝贵时间陪伴他8岁和10岁的儿子，最长的一次是共同度假10周。这几年，他带儿子去过南美洲、非洲，还到过斯里兰卡的加勒，去亲眼目睹2004年12 月底席卷东南亚的海啸灾难。他说，“我的观点就是花钱并抽出时间与他们一起周游世界、共同获得丰富的阅历。”
第四课：在亚洲，成功常常意味著背井离乡
就像许多亚洲人在成功之前都曾改变过职业一样，许多人是远走异国他乡后才取得成功的。当香港人程守宗(John Chen)还是加州一家电脑公司年轻的工程师时，就曾与一份管理工作失之交臂。他说，原因就是他不善于表达。程守宗回忆起事后与一位也来自香港的同事交谈时，曾谈到了对在海外工作的忧虑。程守宗说，这个人后来回到了香港。而他则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他用一个月的薪水报名参加了当地电视台主持人举办的如何成为有效演讲者的培训。他说：“所有人都认为亚洲人只是当工程师的料，但我决定有所改变，如果不行的话，我也就回香港去。”他的策略收到了效果：现在，50岁的程守宗已经是有著4,000名员工的加州软件开发商赛贝思公司(Sybase Inc.)的总裁兼首席执行长，并担任沃尔特-迪斯尼公司(Walt Disney Co.)等多家公司和慈善机构的董事。
对许多接受“访谈”栏目采访的全球企业家和管理人员而言，获得成功意味著将职场扩大到海外──约有一半的管理人员都谈到了在异域他乡取得的成就。陈觉中(Tan Caktiong)不但在菲律宾抵挡住了美国食品连锁店的压力，还将快乐峰(Jollibee)发展成为在九个国家拥有20,000名员工的品牌。香港快餐企业大家乐集团有限公司(Cafe de Coral Group Ltd., 简称：大家乐)的创始人陈裕光(Michael Chan)在向大陆、印尼、菲律宾和美国推出中餐厅和其他餐厅的过程中取得了类似的成功。
在迥然不同的社会中生活常常会促使人们尝试不会在本国从事的事情，从舒适家庭的无形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对赛贝思公司的程守宗而言，在国外工作的决定使他能够“更了解自己、更加自信、更能够分清主次。”他说，在当地，你一切都可能按部就班，只是被动地等待。独处国外，你会遭遇挫折，但也能学会如何依靠自己。
位于雅加达的企业家 Mee Kim认为自己是在汉城长大的一位外向的年轻女性。但当她离开韩国就读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大学时，这种想法彻底改变了。她回忆说，“我认识到我是多么害羞和内向。海外的大多数韩国人都不愿交际，封闭在自己的安乐窝中。要突破这一点很难，也很痛苦。我只能变得更加开朗，与人们多接触。”
这获得了回报：在放弃了澳大利亚和曼谷的工作后，Kim于1997年在雅加达成立了临时办公室公司CEO Suite;现在该公司在雅加达、新加坡、吉隆坡、上海和北京共有55名员工。今年43岁的Mee Kim说，离开了家乡后，她取得了女性在男性主宰业务的韩国很难获得的成功。“这使我能够打破规则和社会状况的限制，如果我呆在韩国，我连现在的一半也达不到。”
随著全球化对跨国界业务的推动，管理人员和企业家也有了更多机会面对商学院教授本尼斯所说的“严峻的体验……对一个人性格的考验”。本尼斯说，“对我来说，‘背井离乡’是一个比喻，是所有领导人发现自己的某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