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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观原因
(一)企业利益驱动。
在市场高位需求和价格大幅上涨的双重刺激下，多产、快产几乎成了每一个煤矿行为的圭臬。国有煤矿、私营煤矿一哄而上，在缺乏安全生产保障的前提下，超负荷、超能力生产，最终导致事故的连续发生。去年全国27个产煤省区中，有20个省区超产，其中19个省区超产在10%以上，福建、陕西、北京超产均在50%以上，约1/3的国有煤矿生产负荷过重。业内统计，去年的煤炭产量是19.56亿吨，但是有安全保障能力的只有12亿吨，还有7亿吨的产量是在没有安全生产保障的情况下生产的。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三无”投资者为了从高利润的煤炭行业中谋取不正当利益，在无基本的生产安全保障的前提下，非法开采，冒险作业，又上演着一幕幕悲剧。
企业的安全生产保障是通过有效的安全投入和安全文化的建设来实现的。安全投入是对保障生产安全的设施设备这类硬件和企业技术、管理人才这类软件进行有效投入。当前煤矿系统的职工队伍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90%以上的煤矿缺少煤矿安全科技管理人员。最近发生矿难的陕西铜川，已经11年没有进大学生了，辽宁的阜新也有6年没有进大学生了;安全文化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安全意识，安全意识是要通过安全教育和培训来树立和落实的。煤矿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环节相当薄弱，而且严格不起来，落实不下去。相当一部分的企业领导层对于安全教育培训总是采取被动应付的态度，安全意识不强，甚至极端不负责任，对井下工、农民工，也没有经过任何培训就下井作业。从业人员由于缺乏必要的安全教育和培训，安全意识淡薄，安全素质低下，违章作业现象相当严重。由此可见，当前煤炭企业对于安全的有效投入和企业安全文化的建设有着这样的心理趋向，安全投入和安全文化的建设会增加投资成本，会延长生产周期，进而影响企业当前的即得利润收益。因此，相当一部分企业的领导层总是抱着侥幸心理，降低安全投入，甚至不投入，造成企业在没有安全生产保障和安全文化严重匮乏的条件下超负荷、超能力生产。煤炭资源的安全开采需要设备，需要技术，需要管理，需要从业人员具备良好的安全素质，企业设施设备落后，又没有引进科技人员，还有大量的中青年科技人员流失，加之从业人员安全素质低下，是不可能从根本上保证生产安全，抑制事故发生的。小规模的乡镇煤矿、私营煤矿、矿井安全投入和安全文化建设的严重匮乏现象尤为突出。煤矿安全生产由此可见一斑。
(二)背离科学发展观的地方利益驱动。
八十年代初开始的分权化改革，大大提高了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这主要是因为，分权化通过将一些经济管理权力从中央政府转移到地方政府，使地方政府较多地承担管理和发展地方经济的职能，可以限制中央政府对地方经济的过分干预。同时，分权化将地方公共支出与地方的财政收入挂钩，地方政府只有增加财政收入才能扩大公共开支。这就给地方政府造成了很强的财政激励来促使其尽力谋求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一方面强化了财政分权，另一方面又强化了对地方政府的财政约束。于是地方政府竭尽全力开拓地方财源，各类地方企业无疑是政府格外关注的对象。在沿海省份，吸引外资、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提高制造业水平、培育第三产业成为政府的首选;而在产煤省区地方政府开拓财源面临着政策、区位、市场环境、人才等众多条件的约束，煤矿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地方财政的支柱。一时间，国有地方煤矿、乡镇煤矿、私营矿井蓬勃发展。这些地方中小煤矿企业的发展在带来了地方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高频率的矿难事故。
同时，随着“发展是硬道理”日益深入人心，加之全国上下对快速发展的期盼与认同，结果使得地方政府相当一部分官员误以为增长就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就演变成了“增长第一”、“GDP挂帅”，很多地方甚至将GDP作为评判干部政绩的核心指标。于是GDP指标成了不少地方官员的追求，成了他们发送政绩的信号。在这种GDP观念左右的大环境下，煤炭企业的利润增进，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有了可靠的保证，使得地方GDP增长有了坚实的基础。政府对煤炭企业盈利和纳税的关注度提高，不少盈利企业成了明星企业、利税大户，企业负责人因此得了重奖甚至得到重大提拔，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得到进一步激发，增加产量、增加GDP逐步得到社会的认同;对于安全，对于人的生命安全的保障则始终摆在经济效益的后面。发生特大矿难的孙家湾煤矿贴在宣传栏里的2004年的8项奋斗目标中，生产第一位、安全第八位，这实在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注解!而对于事故的处理，则就事论事，采取在保持“地方稳定”的前提下低调处理的方式，形成一张强有力的地方保护网。有的地方领导人居然认为“这是在维护地方经济的投资和发展环境”;还有的地方领导人竟然不负责任地公然表态“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只要地方经济搞活了，遇难矿工得到适当的赔偿，不影响大局。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嘛”;更有甚者，在矿难发生后，“协同”矿主谎报、瞒报矿难伤亡的实际情况，以确保其在职期间地方GDP政绩的延续性。2001年，广西南丹“7•17”特大透水事故，81名矿工遇难，原县委书记万瑞忠(已被执行死刑)与龙泉矿冶总厂总经理黎东明竟然合谋压制地方舆论，谎报、瞒报事故达十余天，这又是一个鲜明有力的注解。这些“政绩官员”不负责任地姑息和纵容，只会导致煤矿安全生产步入恶性循环的轨道，造成事故发生后“政府当孝子，企业出票子，老板进笼子”的尴尬局面，带来很大的社会负面影响，严重背离了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