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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不少基层通讯员问我,你们记者手中的笔都写些啥?为谁而写?通过几年的新闻采写实践,我深刻地体会到,记者手中的笔就是为人民群众而写。作为一名身在基层的新闻工作者，更应成为广大群众的代言人，这样的记者也最受群众欢迎。
卢剑利在1999年5月 深入长安山村采访 与乡村干部合影
要成为群众的代言人，就必须正确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这就要求新闻媒体记者敢于揭家丑，不怕丢饭碗，敢于采写批评报道，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使一些涉及到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1995年10月，我在西安市长安区沿山一些乡镇采访中了解到，不少农家花费很大精力喂养的猪、牛等牲畜，接二连三被盗，给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一定损失;特别是喂子坪乡青岗树村特困户姜志高家的价值千余元的耕牛被盗，他报案到当地派出所，派出所要他先交200元报案费才受理此案，姜志高只好忍气吞声，放弃找牛。我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感触颇深。心想：自己身为新闻记者，就应该为群众伸张正义。于是我大胆采写了一篇500字的消息稿《长安沿山家畜被盗严重 群众要求严惩不法之徒》，在当年10月26日的《西安日报》一版“晨钟”栏目全文发表。稿件见报后，当时的长安县委、县政府有关领导对我写的这篇稿件有些意见，嫌我揭了长安的“家丑”，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很快责成县公安局用了半月时间将一伙长期在沿山乡村偷盗牲畜的犯罪团伙抓捕归案，追回了不少赃物。由于采写此稿我受到责难，但当获知公安机关抓住了盗贼时，我才感到平静了许多，并没有因为此稿而打了采写新闻的退堂鼓。1996年4月初，我接到长安区子午镇一位农民打来的电话称，他们街道最近时常有一“疯人”挡道，随意殴打，谩骂过往行人，当地干部群众敢怒而不敢言。我接到反映后连夜晚乘车实地采访，果不出所言，当我们的车行至子午镇南街公路上时，只见公路左右已堵满了许多车辆，一名中年男子，蓬头垢面，不时用石块、木棍砸向过往车辆和行人，吓得过往群众纷纷绕道而行，这样下去，后果可想而知。回到报社后，我立即采写出《子午路段“疯人”挡道有关部门快来管管》的消息稿在报纸上发表。稿件见报后，子午镇政府会同公路、交通部门采取强制措施，将这名挡道男子扭送至收容站。从这些批评报道中，我认识到记者要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及时反映群众呼声，这才是一名记者和通讯员的责任使然。
2001年5月 卢剑利深入到秦岭深处调查采访野生动物保护情况
有些批评报道涉及到的问题比较敏感，不利社会稳定，本着新闻媒体“多帮忙、少添乱”的原则，要求我们记者发现问题，注意分析，对于敏感问题就不宜公开发表。通常情况下可以采写内参稿件或者将所了解情况直接向有关部门和领导反映，旨在解决矛盾和问题。
1998年9月，我在与基层一些干部群众交谈的过程中，得知他们对基层公安派出所个别民警的“吃、拿、卡、要”和“乱罚款”以及治安案件侦破不及时意见很大;对农村电管站个别工作人员的“权利电、人情电”颇有微词。此后我走访了公安局和驻乡镇的派出所、电管站、乡政府等单位，做了详细调查，搞清楚了产生上述不良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现行管理体制出了问题。因这类稿件涉及面大，不宜公开见报，我就征得报社领导的同意，写了一篇关于基层派出所、电管站体制改革的调查报告，被编入长安报社《要情反映》及时上报县委常委会，使这些矛盾和问题得到了长安县委的高度重视。县委一位副书记看了这篇内参稿件后认为，类似这样的新闻调查，以后还要多写些，这给有关部门及时了解基层动态做好决策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资料。1999年5月，我参加长安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教育下一代座谈会。会上一位老干部讲，在长安县城韦曲镇，光天化日之下，大大小小的麻将摊、游戏厅、台球案比比皆是，通宵达旦，既影响了市容，又干扰了居民的正常休息，更对中小学生不利，希望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听到这些，我立即深入长安街头进行调查，及时采写了内参稿件上报县委和县人大。很快县上有关部门对县城的麻将摊、台球案、游戏厅进行了三天集中整治，全面予以取缔。之后我又及时采写了消息《长安街头麻将摊被取缔》在当年5月24日《三秦都市报》一版发表，真正发挥了记者的舆论监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