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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我国的“传统媒体”(特指由党委和政府部门直接掌控的机关报、电台、电视台等传统主流媒体)自创办以来,在舆论监督方面发挥了引领潮流的作用,但现在“引领”的地位似有被网络等新媒体取代之势。
我们有必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积极探索在新兴媒体活跃时期如何搞好舆论监督,防止传统媒体这方面的弱化现象。
在我看来,媒体的批评报道有三个重要时期———第一个是在1950年代,为舆论监督的兴盛时期。我党执政之后将党报的批评当作自身建设的有力武器,从中央机关报到地方党报都高度重视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对目无法纪、以势压人及官僚主义作风等现象的批评,常见诸报端。以南方日报为例,1950年至1953年批评县以上党政领导干部的报道、读者来信和评论达一百多篇,影响很大。但“反右”斗争后,学术讨论范围的“争鸣”声音很难听到,批评报道更少了。1953年初,人民日报还发表言论,批评南方日报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批评报道不得力。南方日报接受批评,加强了批评报道,但在人民日报看来,做得还不够,又一次批评。其实,南方日报批评报道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算是可以的了。但人民日报认为仍不得力。而南方日报的领导者不敢也不会去抵制、批驳,而是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进行整改。
第二时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真理标准的讨论”至全党开展反腐败斗争阶段,是舆论监督优良传统得以恢复并提升时期。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冲破思想禁区,批评思想僵化和背离三中全会精神的错误行为,为恢复党的优良传统落实党的方针政策鼓与呼。1980年代后期,南方日报在查处“以权谋房”、反腐败等各类现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广东省纪委专门给南方日报社发来表扬和感谢信,对其舆论监督予以高度评价,并鼓励其再接再厉,继续发挥作用。
第三时期,网络等新传播手段兴起,是新媒体、传统媒体与民间舆论形成合力的立体式新型舆论监督时期。比如,黑砖窑事件、PX事件、虎照事件等,都是此种体现。
回顾历史,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前两个时期都是传统媒体积极主动地搞好批评报道,引领“舆论监督”潮流。到了第三个时期,传统媒体舆论监督却出现弱化。尽管最终传统媒体也参与并形成合力,但往往是:网络等新媒体介入,然后才是传统媒体跟进。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网上发表各种声音的环境较宽松,先进的传播手段传递的信息更直接、更迅速,不易被拦阻,并可以与受众互动。而机关报、电台、电视等传统媒体,传播速度远远落后于新媒体,又不具互动性。而且,这些传统媒体由党政部门直接掌控,有一套严密的组织管理系统。有些“禁令”或许也是需要的,哪个国家没有新闻管制?问题是有些地方用得太滥了,而且只管得住传统媒体。
如果传统媒体能以其公信力、影响力,与“网声”互动,成为互为作用的两股力量,对推动舆论监督是有重要作用的。这样的事例也很多。但在有些地方,有的问题已成为网上舆论,还去限制传统媒体,而且限制的是更为准确权威的报道,这就使人难以理解了。另一种情况是,强势主流媒体最早掌握了线索,却因受限而被新媒体抢发。当然,也不能没有管理,“限制”和“放开”需要把握好度,问题是有些地方只有“限制”的本事,而且只能限制到传统媒体。
传统媒体在舆论监督中缺位,或沦落为新媒体的配角、追随者,丧失的是最可贵的权威性和战斗品格。网上可以看到许多真实,也有不少谎言,需要加强引导。我们的传统媒体何不积极介入舆论监督,将“真实”的发布权更多地掌握在自己手中,避免谎言流行?(作者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