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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危机中，我们具备了战略投资的杠杆——丰裕的外汇流动性，同时也有了支点——发达国家全面拯救市场的迫切需要。这是一次历史机缘，决策层应下决心，拨付相当比例的外汇资金，既可以表明中国参与全球拯救行动、维护全局性公共产品的诚意，也可以在共赢之上，大力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
在这一方面，双边会谈及行动远大于多边会谈，有许多事情可以做。
应鼓励对美欧大型金融机构进行战略投资。虽然中投公司对百仕通、摩根士丹利等机构的投资遭受了一些批评，但在当时情况下也有其合理性，而这些较小投资是大规模进入市场的试水。应当将其纳入国家层面的双边会谈，与当前欧美政府对大型金融机构的注资进行一比一匹配投资，迅速进入。
应大力支持大型国有企业并购或参股那些行业相关、目前陷入财务困难、但在仍有有优势(市场、管理、创新等方面)的大型工商公司;支持优秀的民营企业在资本市场与私募市场选择有创新能力的中小型公司，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合作。
可从外汇资金中配置足够数额，通过有关金融机构发放抵押贷款、过桥贷款等多种方法，专门用于企业产权收购与合作;需要调整我国对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若干规则，促进境外的产权交易。在与欧美国家的双边谈判中，在积极参与拯救行动的同时，要求对方放宽或取消其对于资本市场与私募市场产权交易的限制。
还应鼓励国内企业及其他机构吸引发达国家的各类研发人才。
只要着眼点不在于资本回报的财务投资，而是国家创新能力的战略投资，只要有十分之一的成功率就非常值得。
可以预料，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的二十国首脑会谈及其后的多边、双边会谈，其核心议题之一是敦促中国、日本及欧佩克等国分摊更多成本，维护国际金融体系。我国政府在多个场合表明了支持稳定现行体系、共度金融危机的态度，这符合国家利益。
但是，需要特别关注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多种道德风险：金融机构向资产持有者转移的“市场道德风险”、金融机构向政府转移的“公共道德风险”，以及国际储备货币当局向全球资产持有者转移的“国际道德风险”。我们需要学习与运用多种降低道德风险的机制，例如，积极的多边参与可能起到某种较有效的外部约束，而这种约束由于信息、能力、法律、文化等障碍，难以有效地在双边之间形成;建立风险共担机制，设定各类限制与优先条件;要求在其他领域消除歧视条款(如贸易、技术、资本市场交易)等等。
中长期：人民币区域化
这次金融危机显示，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已成为最大的系统风险来源。
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系统风险都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它是一种稳定均衡退化到另一种较劣的稳定均衡的状态或过程。例如，在江河湖海，蓝藻与其他植物共生，处于稳定均衡。一旦水域的富营养超过临界点，蓝藻急剧疯长，挤占其他植物的生存空间，就会出现生态危机。美国次贷危机也有同样的特点。在缺乏外部约束的情形下，以抵押贷款为标的物的衍生品急剧膨胀，占据了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相当部分甚至大部分，引发系统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