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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多样性则是化解或缓和系统风险的主要办法。金融史上，真正意义的金本位是“自然演进”的结果，此后的各种国际金融体系则是“人为设计”的产物。任何人造产品都不可避免地有先天的缺陷，系统风险总难以避免。因此，人类必须不断创新，提供多样性的选择，以减低系统风险。
1870年，美国的经济规模已和英国相当，但八十年之后美元才完全取代英镑成为最主要的国际货币，此前一直是英镑的补充或“备胎”。1969年，即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五年，欧洲就有远见地提出了欧洲货币联盟的建议，经过三十年努力才实现单一货币的目标。目前，欧元区的经济规模与美国基本相当，欧元主要在欧洲大陆及周边国家使用，在国际交易中约占五分之一的份额。欧元区的出现产生了竞争与选择，既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国际储备货币的备胎，也为欧元区国家提供了规避系统风险的机制。
不过，欧元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建立在超国家协议之上，仅有成员国遵守承诺的道义约束，而迄今为止主要国际货币却都是由国家信用刚性支持。此外，虽然发行欧元的欧洲央行独立制定货币政策，但它有三个大的缺陷：欧洲央行没有最后贷款人的法定资格、没有对欧洲的银行实行监管的权力(这两个权力属于各成员国央行及有关当局)、无权决定汇率政策(这一权力归成员国财政部长)。因此，欧元的前景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难以在短期内取代美元。
在外部环境无重大变化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将在未来三十年左右达到美国的规模。届时，我国很难再被动地依靠现有的国际储备货币及其支持的金融资产。按名义汇率计，目前中港台三地的经济规模总和超过4万亿美元，占全球的7%,接近美国(或欧元区)的30%。未来二十至三十年，三地经济总量将与美国、欧元区并驾齐驱，甚至可能超过这两个经济体。
人民币、港币、新台币的融合将是经济上互利的最优金融制度安排，国际金融体系将演变为美元为主导、欧元与人民币为欧亚两翼的三元体系，而三个大陆经济体的收益流将为该体系提供强有力支撑。此外、该体系再辅之以英镑、日元，形成相互竞争、补充的格局。在国际交易中，美元的比例将可能降至50-60%，欧元的比例大致提高到20-30%，人民币的比例可望达10%，英镑与日元各占5%。这种局面不仅能够减轻美元的过度负荷，降低系统风险，而且在竞争中形成制衡，避免不负责任的劣币过度发行，扩大良币的生存空间，达到“良币驱逐劣币”的状态。
根据欧洲的经验，现在就应制定中长期人民币区域化的战略规划，并逐步落实。以前我们认为，国际金融体系的系统动荡是较遥远的事，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亮起了红色警号，即使仅从危机应对的角度，也需要提前进行准备。
人民币区域化的关键是人民币、港币、新台币的融合。中长期内人民币区域化是水到渠成的过程，难度远小于欧元区的创立。这是中国的家务事，无需他人置喙。在步骤上，可首先考虑人民币与港币的逐步融合。名义上，港币的稳定由与美元直接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保证;但事实上，19897-98东亚金融危机和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央政府都公开保证全力支持港币的稳定，扮演了对港币最终拯救者的角色。港币的前景必然是与人民币融合。人民币的非全面兑换性并不妨碍两币先在交易及计量货币上的融合。其次，研究人民币与新台币融合的方案与路径;在海峡两岸政治关系和平解决之上，逐步实施。
人民币使用范围扩大，这是人民币区域化的自然延伸。当前可以扩展人民币在官方储备与贸易交易中的使用边界。例如，扩大人民币在亚洲跨国机制(中日韩与东盟的货币互换机制、可能的亚洲基金)中的储备金比例，鼓励周边发展中国家采用人民币进行双边贸易，对亚非国家的发展性优惠贷款可部分或全部采用人民币提供，用于对我国企业产品与劳务的购买。
扩大人民币的资本交易边界。区域货币必须由有深度和活力的金融市场提供人民币计价的资本品交易。在这一大框架下，研究上海金融市场的法律、税收、透明度、产品、机构等方面改善，以及对人民币区域化的市场支持，还可思考香港-上海亚洲金融市场轴心的建设与互动。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受益于经济全球化，但是，我国又受限于既定的国际劳动分工，其经济边界、贸易边界与金融边界极为不相称。从根本战略利益出发，我国应与国际社会一起，防止国际金融市场崩溃，阻止经济全球化逆转。同时，也要及早开始战略布局，为未来发展拓展新边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