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更广泛视角的问题解决机制

　　“我认为可能只有五台计算机在全球市场上。”IBM董事长在1943年发表的这句预测，表明预言未来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

　　每一个领域都在变得越来越复杂，比较一下iPhone和1943年IBM计算机的内部器件，或者再比较一下今天的对冲基金与仅仅十年前在华尔街交易的金融工具。这些产品和领域正在变得日益复杂，专业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但是，尽管复杂性在增加，世界却变得更具有关联和依赖性——原本在科学、专业、行业、人口，甚至国家之间划分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不清，没有什么是孤立存在的。

　　这意味着当世界面临一些最大的挑战时，人们越来越难以理解和应对了。这些挑战包括：全球变暖、艾滋病或禽流感等传染性疾病的爆发，以及保持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这些挑战并非任何单一领域或单一地域内的问题。

　　在2007年中国大连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峰会上，我们夜以继日地辩论这些问题。全球青年领袖这个团队的妙处之一就是它提供了广阔的体验和视角。你还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和一位印度医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位乌干达的咖啡出口商、一位墨西哥的小额信贷银行家、一位澳大利亚的火箭科学家以及一位来自津巴布韦的反对党领袖一起，进行关于气候变化的头脑风暴呢?

　　在这些交谈中，我们惊讶并振奋地发现，尽管视角相差甚远，但在很多事上我们竟然如此容易达成共识。当我们意见一致时，即使那些最重大的事项看起来都是能够理解和应对的。

　　当我思考在未来几十年中我们要面对的重大挑战时，我知道只有在全球青年领袖这个团队里所经历的各种视角、互动和创造力的结合，我们才能应对这些挑战。但不幸的是，世界上目前处理重大事项的机构，各国政府、联合国、公益组织、跨国公司等等，往往没有反映出这种结合。这些机构并非为了着眼于2030年的挑战而组建，而是以1945年世界的模样为基础组建的。

　　以政府为例，这是集体决策和集体行动的基本机制，其整个模式是基于地理区域的。我们与那些生活在我们附近的人共同作出集体决策。在马匹和马车时代，没有人会到很远的地方旅行，大多数需要集体行动的问题都是地区性的，因此采取这样的模式完全有道理。生活在上海的人与华盛顿特区如何清运垃圾有何相干呢?　但是，现在的很多主要问题是全球性而不是地区性的。对于气候变化或禽流感这样的问题，上海某个人的行为对我产生的影响与我隔壁邻居造成的影响是一样的。

　　2030年我们将要面对的挑战，是去构建一个解决问题的机制，它应结合广泛的视角，反映出深刻的全球理解，并能促进全球规模的行动。个人意见不能代表所有的全球青年领袖，但是我知道我们中的很多人没有试图在议会大厦、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或联合国会议室中找到答案。

　　我相信人类的未来系于草根行动，而科技带来了这种可能。互联网是革命性的工具，人们通过它可以进行学习、分享观点、互动并组织行动——至少对于能上网的十亿人口来说是这样的。更重要的是，全球有30亿部手机，其中20亿部在发展中国家，这样30亿人口都能够参与我们的全球交谈，每个人几乎代表了一种视角。他们不一定要被选入议会，坐在联合国会议室里，或者被邀请到达沃斯才能就2030年我们的全球未来规划发表意见。

　　(作者为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美国Voxiva公司董事长兼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