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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近年来中国内地开展了不少公信力的研究，“公信力”这个概念也进入到日常语汇之中。但是这些研究均把“公信力”本身当成一个理所当然的概念，较少对其进行批判性的解读。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曾指出，在任何学术研究之前，首先要对研究对象“客观化”，揭开笼罩在这个概念之上的神话和意识形态，对研究者本人的立场进行反思之后，才可以进行更有效地探讨。①当然，批判的视角容易被误解为“缺乏操作性”，实际上，对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和附着在研究对象上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和操作性研究并无根本冲突，相反，它能促进实证研究从历史的、批判的维度，深刻地理解被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摆脱“只低头拉车而不抬头看路”的工具理性思维。
首先，汉语里的“公信力”概念就笼罩着复杂的社会语境。这个概念所对应的英语概念是Credibility(可信性)，按照韦氏词典的解释是引起信任的特质或力量(the quality or power of inspiring belief)，其中并没有包含“公”这层意义。因此，英语中的媒体可信性涉及的是受众个人对于媒体的一对一的评价，媒体被看作一个有人格特征的对象。而汉语中的“公”字则加上了两层含义：第一，突出了作为公众的受众对媒体的评价;第二，它突出了媒体居间于国家和私人(或市场)作为公众社会论坛的角色。正是这一字之差，使得我国对“媒体公信力”的讨论出现了盲点，忽略了这一概念与市场之间的复杂关系。
从历史来看，媒体可信性的概念与新闻客观性的概念具有密切联系，客观性是增加媒体可信性的重要手段，二者都源于公众对于有些大众报纸过于主观化和格调低下的煽情风格的不满。它们不是大众媒体与生俱来的特征，而是社会环境变化与市场选择的结果。在美国大众报纸产生初期，媒体被看作消遣工具，人们并不太关注它的可信性。比如美国的太阳报为了扩大销量，曾经炮制“月球骗局”(一位记者自称通过望远镜看到月球上的生物及其活动)，“读者似乎没有因为该报用新闻骗术捉弄他们而产生怨恨”②。在将大众媒体看作是讲故事者、获得娱乐的社会环境中，可信性概念并没有什么意义。同样，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会要求那些报道情感等内容的休闲媒体每个字必须言出有据。
直到20世纪初期，媒体的可信性和客观性才开始受到关注，背后的深层原因是社会环境变化导致的市场选择。社会学家迈克尔?舒德森发现，随着消费者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对高级文化的崇尚，以讯息为取向的媒体逐渐取代以故事为取向的媒体，科学的、客观的、精确的、注重可信性的媒体开始占据更大市场。③
除了市场外，可信性概念受到关注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宣传的兴起。20世纪常常被学者们称为“宣传的世纪”，从世纪之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宣传成为国际、国内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④宣传学者们认为，宣传的首要目标不是真相，而是可信性。⑤如果丧失了信源的可信性，即使传播事实也不会成功。
宣传同时促成了现代媒体可信性的研究。二战时期美国政府与心理学家积极合作，研究如何通过宣传提高陆军的士气。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了信源可信性的测量标准，成为媒体公信力理论的奠基人之一。⑥
因为宣传是对意识的操纵，它还从反面促进了公众和媒体对可信性的重视。正如李普曼所言：“当我们越深刻觉察自己的主观，我们便产生了追求客观方法的狂热。”⑦在不同意识形态操纵彼此媒体相互攻击之际，能否保持可信性就成为媒体市场生存的重要条件。一些激进的媒体(如劳工媒体、左派媒体)在这种情况下逐渐难以为继。而那些由政府出资的宣传机构(如美国新闻署下辖的美国之音等媒体)，则被禁止进入市场。因此，现代西方媒体的可信性概念的兴起，不仅有新闻专业主义语境，也有着复杂的市场语境。而当公共服务的判断标准比较模糊的时候，市场就取而代之成为评估公信力的主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