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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管理模式也日益多样。然而，发展至今，人们对中国企业管理的困惑却越来越多。比如中国企业为什么做不大?以人为本的管理为什么成了以小圈子为主的“家天下”?讲究和谐的企业组织为何内部严重不公平，内斗互掐现象严重?为什么会出现越大的企业越脆弱的宿命现象?为什么员工的忠诚度会成为一个近在眼前却远在天边的神话?为什么在管理技术不断进步的前提下管理难题却依然层出不穷?等等。
最近，不少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对这些现象进行了反思，推出了一些相关著作，掀起了一个反思中国企业发展之道图书出版的小高潮。姜汝祥的《颠覆》和成君忆的《管理三国志》是其中代表性较强的两部。它们为读者展示了管理学的真相，并回答了一系列非经济学的管理难题。
姜汝祥在《颠覆》里告诉我们：第一代企业家的管理理念过时了：权谋、奇迹、快速、无情、小圈子主义……统统不堪用，制度不等于法治。中国企业应该拒绝传统人治之乱害，走法家的路子。
姜汝祥的反思延续了百年来中国学人对传统文化、体制的批判。他认为，中国最近几百年的落后，是文化的落后，是体制的落后，是思维逻辑方式的落后。当那些世界级的公司老板与员工“学好就赚钱，赚钱更学好”的时候，中国企业奉行、鼓励的却是那种“学坏就有钱，有钱就变坏”的荒唐逻辑。这让中国企业无法长大，强调个人责任、法治精神的市场经济无从诞生。如今，中国企业如果要走向世界，就必须进行一场思维颠覆活动。颠覆以往那种不讲规则的荒唐逻辑与行为。如果没有这种对自我的否定与颠覆，就不可能有一代中国人的独立与尊严，不可能有真正强大的中国企业。
因此，姜汝祥反对坚决服从某个人，因为那是奴性;但肯定坚决服从规则，因为那是一种美德。他认为，在规则之下才有所谓的自由。要相信制度而不要相信人。
与姜汝祥对立，成君忆的《管理三国志》对中国企业管理现状反思的结果则是，中国企业应该走儒家的路子。他愿意把孔子当作古代的老师，继承他老人家的管理理念，并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讲学和写作，让孔子的思想重新回到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来。
成君忆认为，文化决定管理。人类的文化可以分成两种：渔夫文化和园丁文化。渔夫文化的特点是贪婪和占有，它崇尚掠夺，崇尚战争和谋略。园丁文化则不是这样，它崇尚对生命的理解和爱。他认为，在渔夫文化的主导下，诞生了惟利是图的现代管理学，片面强调利益，特别是管理层利益，导致组织文化黑幕化、暗箱操作。而以孔子“仁者爱人”思想为主导的园丁文化，能让我们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管理大道，这种大道自然也可应用于企业管理，并可以纠正渔夫文化主导下的现代管理学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中国式管理”应该是基于这种园丁文化的仁爱式管理。
显然，上述两位作者都认为中国企业有病，但开出的药方却很不同，因为两个人的着眼点不同。正如中国历史一直存在儒法斗争一样，中国式管理也存在这种两难选择。
姜汝祥认为传统虽是可资借用的梯子，但传统中无视规则的小农文化实际上已经成了中国企业发展的阻碍。成君忆则认为中国企业之病，缘于人之病——现代中国人找不到自己的文化参照坐标，因为我们常常随意地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它在管理方面的表现即是中国的企业家和管理者常常找不着北，所以才会出现外国什么管理理论流行就采用什么管理方法，犹如无根的浮萍随风摇摆——这才是中国企业长不大的主因。
有趣的是，两位作者都提到了“刘备”这位知人善任的“领导”。
姜汝祥说：“如果当初在国家计委、在北大光华，我碰到的是“刘备”这样知人善任的“领导”，我会离开吗?如果不离开，今天的我会是什么样?同样，我在摩托罗拉工作的时候，我的老板很好，我如果因为他们对我好而不离开他们到美国上学，今天又会是什么样?”
成君忆认为，刘备的管理秘诀不在于哭，而在于为什么哭。刘备的哭泣声反映的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仁者爱人”。你可以说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但你不能说刘备的江山是秀出来的。他是一个很容易动感情的人，这种感情就是我们今天常常说起的“以人为本”。管理的奥秘其实就是四个字——“以人为本”。管理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不是资本问题，也不是成本问题，而是人的生命问题。管理学面对的大量非经济学难题只有在文化的层面上才能找到答案。
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两位作者有趣的对立，既颇堪把玩，也耐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