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管理是最近几年中很热门的话题。初听之下很振奋——中国终于也有了自己的管理;但是细究之后,却怅然若失,因为“中国式管理”似乎并没有什么管理学意义上的东西,仅仅看到了一种大杂烩式的“中国文化优越论”。
在我看来,存在两种“中国式管理”,一种是在企业实践中的“中国式管理”,另一种是诉诸于纸面、但是又暂时缺乏管理内涵的“中国式管理”。
实践中的“中国式管理”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中国更加光怪陆离的商业世界了。在这里,集结了最丰富的管理思想和最一知半解的管理偏见;既能随处找到貌似错误、却颇有实效的管理实践,又时刻发生中规中矩、一事无成的经营尝试;既有做“减法”的成功典范,也有因多元化而实现飞跃的大量企业;似乎取之不尽的市场机会、总是过分雄心勃勃的商业计划、沉沉浮浮的年轻企业、朝三暮四的经营思想、黔驴技穷的竞争战略,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商业时代。
企业总是最务实的,所谓“务实”其实就是不怕“试错”。企业的成功都是试错试出来的,而不是预先设计出来的。相比于行动,思想总是贫乏的,所谓“灰色的理论到处都有,而生活之金树常青”。
数量众多的中国企业每天都在尝试各种管理方法和经营模式,而中国独特的多层次多元化的市场结构、以及丰富复杂的企业生态和人文传统,也使企业的经营管理不可避免地有一些迥易于西方企业的管理特色。如果笼统地把这些特色称之为“中国式管理”,倒不失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中国式管理”是真实存在的,存在于大量中国企业的具体实践中。
作为偏见的“中国式管理”
之所以会出现“中国式管理”的论调,是因为中国企业在过去几十年中确实取得了很多成功,这些实践中成功就成为理论上创新的底气。
曾氏的《中国式管理》是一本坐而论道的大作,既没有观察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也没有从中国企业的实践中总结出任何独特的管理成果,书中充斥的不外乎是一些表面的、杂乱的观点,一厢情愿、生搬硬套的把中国文化与个别企业的成功拉在一起。其实那些成功企业的内在管理完全使用的是西方管理的工具和技术。没有企业案例的实证性支撑的“中国式管理”也就只能在文化范畴自说自话,通过把西方文化中的糟粕与中国文化中的精华做对比,来证明中国式管理的存在和优越性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