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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分权改革模式的上层是中央政府的宏观指导。过去三十年，中央政府对大政方针、战略布局和办事的一般原则，在各个阶段都提出前瞻性的东西，比如“生产力是第一标准”、“放权让利”、“经济特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总的来说是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两手并举。但在这些大的框架下，中央并没有具体规定可以办什么不可以办什么，因此留下巨大的空间，将更多的自主权、更多的创造性，下放给地方政府和大企业。近几年中央又提出 “科学发展观”、对内讲“和谐社会”、平衡发展，对外讲“和平发展”。现在和当年比起来，战略上有所不同，有很明确的递进关系，国家的宏观发展思路是“与时俱进”的。
分权改革模式的执行层则是地方政府与企业。而且地方分权又形成了一个梯队的结构：最有自主权的，是四大经济特区，然后是沿海开放城市、计划单列市和各种各样的试验区。中国版图如此巨大，采取这种多层次的空间、时间分布，赋予不同程度的自主权，这实际上是形成了一种制度创新主体的多元化。制度创新变成了一种类似市场一样的机制。很多地方都在摸索和提供新的制度形态，至于哪些形态最终会成为广泛被采用的形态，有一个自发学习、模仿的过程。比如农业改革最初是安徽搞的，安徽的很多做法在一河之隔的江苏当时还是不允许的，但是中央同意安徽试一试，试的结果是增产增收，所以一河之隔的江苏也感到压力，觉得为什么我们不搞。如果某个地方制度创新的效果好，中央就派人来总结经验写文件，推广到更多地方去。不论是农业、企业、金融，各方面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延续这个思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双向互动。上面有大政方针，下面有广泛试验创新，中间有研讨、知识扩散的过程，这就是中国改革的独特治理结构。
最后，关于改革的内容与结果。上述这个独特的改革治理结构产生了一系列内容和过程的不同。因为不是预先想出来的，而是本土智慧在广泛空间上试验、比较的产物，所以中国改革就形成一系列很有特色的本土制度安排。但这个以本土经验为基础的自主创新又不是排外的。
从结果看，中国现在走出来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土地制度、企业制度、地方政府制度、货币制度、国家财政制度各个方面，与当代世界的主流形式，既有相同，又有不同。它既能够基本适应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采纳了当代的原则和经验，又带着浓厚的中国特色。因为它是从昨天，从中国的历史中一步一步演化出来的，所以和“转轨”经济体那种变革是完全不同的。
政府系统优化是未来主要课题
《第一财经日报》：你指出的这个开放性演化非常有意思，也能解释中国改革的一些独到之处。但是我们知道开放性演化往往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各个部分的演化程度可能并不协调。有些领域已经很成熟了，而有些领域还比较稚嫩，或者还有待进一步探索。你觉得中国目前哪些方面是比较成熟了，已经找到比较适合我们的形态，未来长期会比较稳定?哪些方面还不够成熟，还会有比较大的调整?
史正富：预测未来其实很多时候是在表达愿望。就目前观察到的来看，我对经济层面的制度安排是最乐观的。虽然有种种问题，但是相对而言，它的自我调整和适应能力还比较强。企业制度、市场交易制度、企业的竞争力、产业的整合包括出口等，我比较乐观。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制度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企业制度之一。这里特别要强调一下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企业家是中国现在企业竞争力中一个非常强大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企业家的竞争力。与世界同行相比，他们在年龄上有优势，知识结构上有优势，学习能力上有优势，拼命精神上有优势。世界上其他地方很少有这么大规模的企业家群体，差不多一天十几个小时一周7天都在想工作，基本上没有娱乐的时间。美国在经济大起飞、诞生大企业的那个时代这可能也是很普遍的，但是今天发达国家的主流公司都是社会大众的公司——上市公司，经营者都是聘用的经理人，而且经过这么多年的和平发展，社会上享受生活的想法比较深入人心，很少人能像中国主流企业家这么拼命。即便要素价格调整会对民营企业造成冲击，造成民营企业的洗牌，但我觉得这种洗牌是一个正常的市场选择的过程。经过这一轮选择，可能会有一批企业脱颖而出，代表中国在未来的世界市场上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