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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北京共识”作为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代名词，曾引发国际社会继苏联模式、华盛顿共识之后关于经济发展模式的大讨论。该模式的三个主要方面是，政府主导和强调的创新流;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尽量协调和兼顾各方面并避免极端从而确保稳定的“和谐发展”;坚决的国家安全战略及与之配套的非对称式战术安排。
围绕“北京共识”的概念，中国内部的讨论主要分成了两派观点，支持者认为“北京共识”可以与曾盛极一时的“华盛顿共识”比肩，批评者则指出“北京共识”只不过是“国际制造”的“中国神话”。
笔者就此两派观点的争论采访博科资讯董事长兼总裁沈国康时，这位智者保持谨慎的乐观，在他看来，北京共识并非有夸张至构造中国自身国际话语权的权威力，但这一发展态势中蕴含的中国制造的概念，却着实为推动中国GDP的增长发挥过无可取代的作用，然而，单纯的制造业并不能给中国制造带来高利润，在外资掌握核心技术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以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生产资料来赚取其中的很小部分。无论是中国制造，还是北京共识，都有必要寻求一味良药，在治本的同时为中国经济主体活络筋脉，养生健体。
从苏联模式到北京共识
2004年5月，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在伦敦作了题为《北京共识》的演讲，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在雷默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不少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算是一些落后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论文随后发表在英国著名的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网站上，旋即在欧洲、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引起强烈反响，中国的经济奇迹及其背后的“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一时成为世界的焦点。
事实上，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在“北京共识”之前，从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自下而上、因势利导承包特区双轨制的“中国经验”，到1950年代至1970年代党政主导军工、重工业优先的“苏联模式”，坊间从未缺少过兴冲冲地总结和概括。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渐形成了一套经济、政治和对外关系的体制，理论界称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理论指导下形成，其经济方面的重要特征是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以及否认和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经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