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所有史话中最长的史话。帝国兴起又衰落,政府上台又下台,但文明依旧。”塞缪尔·亨廷顿在采用类比法系统梳理了全球12大文明的发展脉络后,依稀捕捉到了支配世界流转变化的深层动力。这不仅可以解释在刚刚过去的中国农历新年中,我们为何又一次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整体性迁徙,也对帮助世人理解当下阴云密布的中东局势提供了一副 “文化显微镜”。
和我们共同呼吸过地球纯净空气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克里特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已经成为遥远的绝响;和我们具有同样单体特质的印度文明在被西方文明统治多年后正在调养文化割裂、教派林立所造成的巨大内伤;而堪与基督教文明拥有国别数目相媲美的伊斯兰文明在过去的30年中深陷历史的 漩涡,看到其崛起的曙光也许需要更为耐心的等待。
为什么在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西方文明对全球原生文明的冲击下,唯有中华文明巍巍屹立?为什么长达5000年的文明能够避开历史的黑洞而生生不息?华夏族群的强大凝聚力和生命力的基因密码何处找寻?传统中哪些文明因子能与高端文明轰然对接而使我们和平崛起?这些问题的回答将解决人类文明史上最为根本的哲学命题——文明的属性、目标和范式,也将最终帮助中华文明成为代表人类走向未来的标志性文明之一。
本质是农业文明的中华文明诞生于黄河、长江——发源于地球最高的高原而拥有巨大动能的两大水系——所构建的最为庞大的产床。主要以植物为作业对象的农耕生产给了先人安静而温和的立身之道,他们长期的思考和沉淀使得农业文明具有战略性、辩证性、静态性、中庸性、层级性、递延性的独特质地:
一、战略性。较之于游牧文明(西方文明的源泉)动态奔放的猎杀生涯,从整体上观察地势、天气和庄稼的方法逐步演化成国人的系统性思维,更带来了由一般到个别的全局意识。游牧民族主要以动物为生产对象的作业方式不仅培育了他们细致入微、由个别到一般的定量精密思维方法,更奠定了其竞争性强、注重个体且自由至上的文化基因。比较我们先姓后名和西方先名后姓的不同,中华文明的整体大于个体、规律高于特例的特征一目了然。
二、辩证性。主要以农具、土地和水源、植物等为生产资料的现实培育了农业哲学的五行观。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克直接激发了先人的辩证性思维逻辑。这一成果应用到社会领域后给根除暴政、顺天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成了农业文明自我更新的精神动力。
三、静态性。植物生产的不可迁移性是华夏族群生成宁静性民族性格的核心原因。“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生产生活方式不仅给了先人稳定垦殖土地的经验传承,也为和平相处、不掠夺别族财富提供了物质和思想基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明很少考虑生产资料的再生性和循环使用,资源用尽就流向他方。这固然给了他们勇于开拓和征服的特点,但掠夺性及与自然之间的对抗性终将成为这一模式下生成的工业文明最大的梦魇——地球今天的资源问题和污染问题莫不肇始于此。
四、中庸性。“凡农之道,候之为宝。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先人们对于农事的中庸判定,为中华文明带来了民族性的大中大和,秦汉时代就可以组成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就是“中和”思维的社会学放大。直至今天我们都真诚地相信:以中庸的思想治理天下则国祚绵长,管理组织则和谐强大,养护身体则高寿可期。
五、层级性。季风性气候的反复无常使得先人不能仅仅指望风调雨顺,兴修水利是关乎国家民族生存的宏大工程。而自然经济条件下的民力动员、工程规划、组织协调、确定权责,都需要集中性的权力谋划折冲。大禹治水所带来的夏朝立国就是一个最好的注脚,而整个民族对于社会层级的深层次需要,对于帝国形式的集体性迷恋,都发轫于我们的生产作业方式——而这确实在漫长的自然经济时代赋予全种族强大的组织力、协同力和凝聚力,为华夏文明数千年照耀于全球历史的天宇贡献巨大。
六、递延性。农业收获的丰歉不均使得我们的祖先养成了勤苦节俭的民族性格。丰年的收成小心翼翼地保留而非挥霍以应对来年之饥荒,构成了今日储蓄型经济的文化心理基础。以培育养护作为生产形态的可持续性方式使得我们直至走入现代化之前,还拥有一个和我们祖先曾面对的、相同的青山绿水的世界。这种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文明观将成为解决世界现实问题的思想之源。
中华民族农业文明的属性是绿色原生性文明,目标是和谐共处、天下大同,范式是以儒家的“仁爱、正义、自强”做事,以道家的“真实、自由、宽容”做人,以墨家的“平等、互利、博爱”对待社会和大众,以法家的“公开、公正、公平”建设国家与组织。
农业文明不应该是一个被摒弃和遗忘的文化负债,尽管缺少现代法治和自由精神的硬伤使得它曾在由希腊哲学、罗马法律和基督教精神构成的西方文明前一时黯淡。农业文明内在律令中的战略性、和谐性和递延性,可能是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最终钥匙,它不仅给了我们悠久的历史,还将给我们一个漫长的未来。在我们使用的筷子中,也许就蕴藏着阿基米德撬动地球的思维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