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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跨越之三：企业利益VS政府意志
以一定的投入去创造尽可能大的产出，从而得以生存发展，这是经典管理学对“企业”一词的明确定义。所以，业本身存在就是趋利的组织，其职责之一就是以尽可能的低成本去产生尽可能大的产出，这正是企业成本管理的重要要义。在这种企业利益控制理念之下，如何通过压缩成本去提升利润率就是诸多企业思考的重点。
而作为企业监管者的政府，对于企业的内部管理更多是一种指导性的意见而非强制性命令，企业社会责任(A8000)就目前而言在中国并不具有太高的约束力及关注度。而肯德基违规用工事件与富士康恶劣工作环境的危机爆发，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事件本身存在多大的严重性或违法性，而是跨国企业这种追求企业利益的方式在媒体的报道与民众关注下，无形中被放大，在融入一定社会情绪之后，上升至政治的高度，使事件超过政府所能包容的底线。
从政府意志出发，社会利益、员工利益以及企业利益都是必须要被维护的对象，而核心就在如何平衡此三者关系。政府决不会纯粹要求企业牺牲自我，去成就社会利益与员工利益，因为企业利益的保证是企业得以发展的根源，也是得以保证后二者利益的关键。所以，在中国发生的跨国企业危机事件中，我们细细分析，其中许多危机发生的根源并非企业利益追求方式违背了政府意志，而是媒体力量的介入，并扮演了事件放大器的角色，使得企业利益与政府意志之间的关系平衡被打破，在民众的强烈关注下，使得事件逐渐变质，最终逼使政府必须出面干预，以疏导民众不平心理。
2006年发生的富士康危机事件中，如果纯粹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看，《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在富士康科技集团在广东的工厂存在工作条件恶劣、工人工作超时、工资低廉等现象，这种事件有多大的社会关注度?中国是世界的加工厂，广东又是中国加工厂最集中的地方，无数的台资、港资、外资代工企业云集于此，像富士康这样的工作境况哪一家不是大同小异?在挺长一段时期内，富士康的管理方式并没有违背政府的意志，也即是并没有超出政府容忍的范围之内，但是随着媒体的介入，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在中国语境下，媒体是社会舆论的监督者，也是政府、企业与公众之间的信息沟通者，但是现在随着媒体自身的进化，媒体的审判力量与媒体的越权越来越明显。其无孔不入的信息探知手段，强大的舆论左右力量，使得媒体在某些层面已经超越了舆论传播与监督的责职，而成为代表政府履行对企业审判、定论的另类势力——这正是跨国企业在中国必须跨越的第三道危机管理隐形之坎，如何把握中国媒体的特性，在企业利益与政府意志之间取得巧妙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