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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锅“水煮青蛙”
在南粤许多地方，尤其是在那些几近破产的中小企业中，“工厂”的概念始终没有进化为现代意义的“企业”或者“公司”，而在观念上停步不前。在“工厂”的概念下，相应就会有“工人”，而不是“员工”：没有归属感，没有企业文化，长时间的工作时间，以及日复一日的简单工序……这些都不是臆想出来的逻辑推理，而是真实的现实。
与精益生产的日本制造业相比，当前的中国制造业，可称为大国，但难称为强国。我们制造业的大国地位，是基于粗放式、劳动力密集，以及高社会负面效应的，而非技术与效率的领先。这就使得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的分工中，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没有定价权，不了解全球市场的需求状况，随时可能遭遇暴雨泼头……
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南粤企业的老总们，似乎和他们的许多雇员一样，忘记了其所一直奉行的一条简单原则：不想做老板的员工不是好员工。这些外向型的、以出口加工为主的企业主，在为国外品牌进行贴牌生产时，似乎全然忘却了为这些国外品牌打工、备受盘剥的事实，他们开始满足于一单接一单的出口，成为温水里慢火煮着的青蛙，他们在这轮环境变迁中逐渐被淘汰出局。
迁出真是出路吗?
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实质，南粤许多城市已开始推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计划。这种结构调整，既是外部环境压力使然，也是当地政府政策的促使——区域竞争力正成为地方政府官员寻求政绩体现的一个重要指标。在这样的环境下，地方政府甚至可以牺牲暂时的财政税收收入，而逐渐发展出具有一定特色的区域经济优势。
于是，首先就需要对那些不思进取的中小企业进行整顿和治理。高能耗、高污染型企业，以及低技术高人力集中的企业，成为政府首先需要政策整治的对象。而这些企业纳入到整治对象后，便纷纷破产，或者被优势企业加以兼并改造，或者寻求内迁与外迁。
然而，内迁与外迁，都只是权宜之计，是产业资本转移的最后一次机会。相当多的企业内迁至广西、江西、山东和贵州等内地省份，另外一些则迁往越南和印度，寻找由这些国家和当地政府背书的“竞争优势”。数年之后，今天发生的故事还将重演。基于政府背书的竞争优势，有一部分开始由中国转移到印度和越南，但这种转移的结局，大体也是可以预见的。经济繁荣的背后，是高昂的城市治理成本为代价，和当初国际制造资本转移到中国市场是一个道理。
就在国际舆论高喊“越南崛起”的时候，这个人口不足9000万的国家，金融市场正在遭遇暗潮汹涌。由于国际金融市场热钱的投机作用，从5月份到6月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越南的通货膨胀超过20%，货币全面贬值，进口原材料成本快速上涨。诸多因素导致这个国际的经济环境一夜之间就变得难以捉摸，之前被捧为vista之首的神话，正在逐渐破灭。
观察人士认为：从投资环境看，越南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以及税收成本，可能还不及国内的一半，但是由于目前在那里投资的中国企业还很少，产业链不完整，技术工人也非常稀缺，有相当多的工序还需要在国内完成。所以，即使是向这类市场迁徙，也只是权宜之计。外迁和内迁，最后都归宿于模式的简单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