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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不该公开的信息还在继续公开，而该公开的信息没有及时公开。现代社会公认的道理是，公共事务上，“公开是原则，保密是例外”，个人隐私则相反，“保密是原则，公开是例外”
正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封来信，通知我中奖18.6万元，忍不住要辨析一下真假。还没看完，手机响了，是一个推销保险的业务员。刚客气地打断她的甜言蜜语，短信又响了，劝我不要为假发票发愁，赶紧跟刘小姐联系。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遭遇，据央视的一个调查，74%的受访者有过个人信息被泄露之后被骚扰的遭遇。央视在今年的3·15晚会上还公布，仅某一家公司就掌握了全国一半手机用户的详细信息，仅在郑州一地，这家公司每天就会“精确”发送垃圾短信两亿条。谁都知道，靠着侵犯个人隐私发财的，远远不止这家公司。
好了，这几天各媒体都在报道一个好消息：《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日前已呈交至国务院，该草案规定了，禁止任何团体在未经个人同意的前提下，将个人信息泄露给他人，除了犯罪与税收记录以及媒体调查之外。
伴随着这个好消息的，是一系列赞扬和期待的评论。这些评论再一次充分地论证了保护个人信息的重要性。我乐观地认为，这一次应该是真的了。为什么要说“再一次”和“这一次”呢?关心这件事的人们应该知道，自2003年以来，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各家媒体，每年都要报道和呼吁立法保护个人信息，至少一次，多则两次、三次。
根据这些报道，2003年国务院就委托有关专家开始起草，2005年专家建议稿已经完成，并提交国务院审议，启动了保护个人信息的立法程序。从一开始，这一消息就受到社会的普遍欢呼，媒体还援引世界各发达国家的做法，充分解释什么是隐私信息，为什么要进行保护。当然，这些解释越来越显得多余，因为个人信息泄露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大多数人都已亲尝苦果，它成了一个十分迫切的民生问题。
在每年的全国“两会”上，都有人大代表大声疾呼。比如2006年，人大代表张学东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我国公民个人信息被泄露和滥用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2008年，人大代表孙桂华对新华社记者说，“个人信息泄露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害，当务之急是要加快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步伐”。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报道和评论中，都没有见到任何反对意见。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及实践经验，对于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的法律案，可以减少审议次数，加快立法进程，何况这早已经是一个“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呢?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此案在立项、起草之后，迟迟未能进入审议和表决的程序呢?
任何立法都要有一个过程，也许五年并不是一个过分漫长的时间。但是，应该让民众知道事情卡在哪里了。在此期间，出台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据此条例，这件事“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且“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应该予以公开。不过，立法只部分是政府的事，更多是人大的事。政务信息应该公开，立法信息也应该公开。
已有不少立法信息得以公开。日前又有好消息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决定，今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草案，一般都予以公开，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根据法律和政治的基本常识，不仅应该公开立法文本，还应该公开立法过程;不仅应该公开立法过程，还应该公开每一位参与立法的代表委员的具体意见。
不该公开的信息还在继续公开，而该公开的信息没有及时公开。现代社会公认的道理是，公共事务上，“公开是原则，保密是例外”，个人隐私则相反，“保密是原则，公开是例外”。在我们这里，两者往往颠倒了。只有它们同时换位，问题才能真正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