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

　　世家者，累世名家辈出之谓也。在土地流转变革中，也有几位“幕后推手”。

　　小岗村民：按手印“大包干”

　　谁也没想到，中国土地改革的“车轮”会由18个村民冒死推动。

　　“如果干部倒霉坐了牢，我们就给干部送牢饭，如果真的杀头枪毙，就把他小孩养活到18岁。”1978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小岗村的18位农民在一张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保证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从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大包干”这种家庭联产承包制度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最终上升为中国农村的基本制度，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

　　现任小岗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的关友江，是唯一一位仍在村里任职的“大包干”带头人。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关友江感慨万分：那时每年收的粮只够4个月吃，村上的农户都出去要过饭。

　　正所谓穷则思变。当年村里有些人觉得这样下去不行。“61年，我们这里搞过一段‘包产到户’，还没见成效就停了。78年秋天，老人们又提出能不能再分着干呢?”关友江说，起初他们就分2组，效果不行;再分成4组，依旧不见好;继续往小分，分成8组。“我和2个内弟组成一组，也就和单干没什么区别了。”据关友江介绍，这段时间其实非常短，从产生念头到按手印前后就1、2个月。

　　而至于为什么要按手印，关友江则表示，当时村里有生产队长、副队长、队会计3个村干部，“分开单干毕竟是冒险的，所以大家写个‘约定’，算是安抚村干部的情绪，也不让他们单独承担责任。”

　　虽说关友江等人“大包干”是秘密进行的，但79年这种方式已经开始见效，自然就瞒不住上面。关友江至今仍对时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的“开明”念念不忘，“当时如果有一个人出来干扰，我们也就没有今天了”。

　　而与此同时，四川、贵州、甘肃、内蒙古、河南等一些社队也同样采取了类似小岗村的做法，效果也很好。

　　1980年春夏之交，中央一些领导人先后到云南、青海、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区农村调查。5月31日，邓小平发表讲话，谈到“农村政策放宽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些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时年9月，中央下发75号文件，允许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存在，农村改革自此进入大发展阶段。

　　杜润生：一锤定音包产到户

　　20世纪80年代，作为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带着一帮年轻的后生们，坐在颠簸的吉普车里，生龙活虎挺进农村做田野调查。

　　多年后杜润生反思土改，他说，在土改中消灭富农的政策需要重新评估，“我们应承认，当时土地改革对保护劳动者财产利益，没有严格依法执行，留下了不利影响。中国长期的皇权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来不讲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影响所及，今日实行市场经济，也难以确立交易信用。”

　　当时，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杜润生与毛泽东有明显的分歧：杜润生认为，土改之后，农民才从地主那里获得土地，成为自己的财产，自然要求独立自主地经营发展。即使贫农有生产上的困难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私有权拱手相让。而当时毛泽东的想法是先改变所有制再发展生产。毛泽东对农村的改造思路依据是资本主义前期的工厂手工业过程，即从个体手工业变成手工工场。但杜润生私下认为工业和农业不一样，土地是分散的，不可能把大家聚到一块土地上。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唯唯诺诺的人和一个顽固强悍的人，都无法解决这种相持不下的局面，于是，杜润生以其对农村现实的了解和有线妥协的圆通，打破了当时的僵局，加速了土地改革的进程。

　　但事情进展也并不顺利，期间，杜润生经历了许多磨难，也被许多人泼了冷水。但杜润生坚信，农民要求包产到户是不可抗拒的。

　　1981年春夏之交，杜润生组织了17个联合调查组，分赴15个省调查包产到户。来自安徽的调查组报告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这一年全国有161万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生产队总数的 32%。

　　一年后的冬天，杜润生所在的研究室根据中央精神起草了一锤定音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