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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者整体性思难特性一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管理者必须通过慎思消除其中的负面影响。这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在“个性--整体性”的关系中，执行者与管理者在一对一的情况下虽然处于弱势，但是他不难找到与自己同样处于弱势地位的同类，产生“同病相怜”之类的共鸣。而在管理活功中，管理者又不可能事事身体力行，总要依靠别人去执行。权力范围越大，所要依靠的执行者也就越多。而他所要依赖的执行者们一旦联合起来，就可以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不仅会使他顾此失彼，而且可能由及丧失控制整体的能力。这就是魏征在《十思疏》中指出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现象，魏征由此提醒管理者不可个性膨胀，忘乎所以。因此决策者必须收敛自己的个性，将管理者与执行者“个性--整体性”的关系变为“整体性--整体性”的关系，这就是魏征提出“十思”的逻辑基础。管理者违背了这个逻辑，在实践中必将会碰钉子，就会使自己的事业被自己所依赖、所亲手培植起来的执行者葬送。
要求管理者从个性出发转变为从整体性出发，就是要求管理者对自己的个性有所约束，当涉及个人意气时必须兼顾全局。这本来也符合管理者驾驭全局的愿望，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也并非易事。当执行、执行力、没有任何借口的管理理念被介绍到国内企业界之后，之所以受到管理者的重视，极力推广，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符合管理者发挥个性的潜意识。它在实践中收效甚微，受到员工们私下的非议也就不难理解了。管理者执意实行有利于自己个性单方面发挥的管理理念，既使表面上没有遭到抵制，实际上也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最后将使管理者陷入孤掌难鸣的状态。如果管理者籍此一意孤行，为所欲为，那就等于站在了执行力的对立面，就可能成为古人所说的“独夫”，没有不垮台的。而且这种垮台还怪不得别人，只能怪他自己。正所谓“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表现在企业管理上就是管理者背离了执行力，而不是执行力背离了管理者，不存在没有任何借口的问题，这就足以让“后人哀之”。由此也可以看出，执行不力从表面上看问题出在执行者身上，而根子却在管理者身上。
为了避免复让“后人哀之”的现象出现，管理者在强调执行力的时候就要认真地进行“十思”，在体现自己的个性时坚持整体性思维，即从自身做起，从长计议，服从大局。管理者严格进行自我约束，而不是视执行者为草芥，把他们当作随意驱使的活工具，本身就可以激励执行者。如果管理者在“十思”过后不仅能率先垂范，而且能为执行者办实事，执行者也就会更加专注于执行。这也符合新的时代要求，现代科学认为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仅仅强调执行这一个方面，应当综合治理。魏征所列举的“十思”的内容，也是一个综合治理的单子。“欲将取之，必先予之”，能够这样坚持“十思”而不懈怠，得到“没有任何借口”的执行也就指日可待。只不过那是决策者、管理者管理有方的结果，而不是强加于人的前提，也不是更深的权谋。从这个意义上讲，管理者的“十思”，并不仅局限于得出一个个正确的决策，而是要纠正执行者对管理者的种种成见，形成一种健康的企业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管理者与执行者人格是平等的，执行者只要自已努力，其作用与管理者相比毫不逊色。通过管理者的“十思”，双方不仅要形成一种信赖关系，而且要形成一种合作关系，在共同的目标驱动下，执行就是彼此共同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任何借口”也就会内化为执行者的潜意识。
当然，在健康的企业文化没有形成之前，并非说应当彻底摈弃 “没有任何借口”的管理理念。在处理具体事务，尤其在情况紧急时执行者理应如此。但这和要求管理者的慎思并不矛盾，相反，只有当管理者平时通过慎思，躬尽自责，赢得了执行者信任之后，执行者在关键时候才不会对管理者的决策及其动机产生怀疑，义无反顾地去执行。如果把“没有任何借口”当做解决企业问题立即见效的诊治方式，那么通过管理者的“十思”提高企业的执行力则是一种辩证施治。从把企业做大做强的目标来看，后者更为重要。在眼前要求执行者“没有任何借口”也许并非做不到，然而“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能够笑到最后者并不多见。因此魏征指出;“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管理者要想把企业办成百年老店与不沉的航空母舰，认真的“十思”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十思”的内容应当赋予新的时代内容，需要与时促进，通过管理者的“十思”来培养不竭而又健康的执行力这样的因果关系并没有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