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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个争论颇多的现象，即在国内生产总值以一位数增长的同时，而财政收入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这似乎是降低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大社会需求的作用。不过，假如将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对比，就可以看出，从1998年到2002年，除了2001年外，在其余年份中，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都高于了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财政赤字年年上升，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性净效应不言而喻。值得指出的是，积极财政政策采取扩大支出这种单向的宏观调控措施，来源于决策层对我国经济现实的准确判断。需求不足，固然是需求方面的因素，但也存在供给质量不高的问题;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的税制是以流转税为主体，减税必然过多地由流转税承担。流转税的减税虽有增加需求的作用，但它对供给的刺激作用更大。在供给质量不高的条件下，减税则很有可能起到有效需求不能随之扩大的作用。因此，正是基于对我国经济现实的合理判断，决策层才采取了以扩大财政支出“唱主角”的积极财政政策，当然在财政收入政策上也做了适当的调整，比如不失时机地实施了结构性的税收优惠调整。
(4)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正如上面提到的，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需求不足现象，是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从总量上看，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从短缺经济过渡到供大于求的局面;但从结构上看，又存在供给结构严重不合理的现象，造成结构性积压严重，导致供给质量不高，这反过来又影响到有效需求。因此，积极财政政策，既不能单独采取凯恩斯的短期刺激经济增长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能采取供给学派大规模减税的供给管理政策，而是将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结合运用，实现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初衷。
因此，在发挥国债“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刺激投资需求进而带动社会需求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供给结构的调整，比较好地发挥了财政政策对需求和供给双向调节的功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加快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农业发展，改善农民生活，缩小城乡差距;加大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力度，注重可持续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地区生产力的调整和优化，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这些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不仅标志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也预示着我国开始进入既注重经济增长也注重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新时期。
(5)初步积累了应对外部冲击的经验。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大背景是国内出现了需求不足、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而后者又加剧了国内的需求不足。亚洲金融危机可以视作是一种外部冲击，也就是外部因素对一国经济体系的影响。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随着我国对外经济交流的日益频繁，我国已越来越融入世界经济中。虽然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我国金融体系相对封闭，没有受到太大的负面影响，但由于我国的贸易伙伴和贸易竞争对手都深受金融危机之害，致使我国对外出口严重受挫，导致出口需求不足，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国内需求的困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控对象是国内与国外两种需求。
一方面，调整税收政策以促进外贸出口和外商投资，作为积极财政政策中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直接举措;另一方面，我国及时地将刺激国内需求作为宏观调控的重点，并采取了一系列的财政收支政策。这两方面的措施，既可以看做是把促进国外需求作为拉动国内需求的补充，也可以看做是在国外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以刺激国内需求作为国外需求不足的替代，无论做何理解，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背景中出现了外部冲击的内容，而且影响至深，是不争的事实，这是我国以前历次实施宏观调控中所未曾经历过的。
亚洲金融危机是一个很好的启示，即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对外开放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发展着，很难为我国自行控制的外部冲击将越来越影响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例如世界石油价格的波动、国际汇率体系的不稳定等，都有可能成为外部冲击的导火索。积极财政政策的成功实施，不仅使我们有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治理通货紧缩的经验，也使我们做了应对外部冲击的有益尝试，初步积累了一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