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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一个被国际社会热议了半个多世纪但迄今尚无结论的问题。广大非关键货币国家(地区)一直在抱怨如今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合理”。但是，这种主要基于道义理由的责难不可能产生实质性效果，因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化，一向就只相信经济和金融的实力：在国际金本位时期，拥有大量黄金储备的国家可以主宰世界;而在不兑换的法偿货币时代，则是那些在全球生产和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能够让自己的货币走遍全球，为其他国家使用和持有，并且以此来左右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动态。基于这样的道理，今天我们所以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问题列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主要议题之一，也正是因为，本世纪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的长达20余年的高速增长，已大大改变了这个世界的实力对比--实力格局的这种变化，必然会引发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诉求。
一、从亚洲金融危机谈起
亚洲金融危机10周年的时候，曾经有很多国际组织和研究者担心，金融危机将重返亚洲。例如，著名的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在一篇题为《2007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经济和社会概览》的研究报告中就宣称：在亚洲金融危机过去整整十年的时候，金融危机可能重返这个地区，而其主要的触发因素，将仍然是货币汇率危机。今天来看，危机复归的预言固然过于凶险而且完全没有兑现，但关于汇率问题将始终困扰亚洲国家国内经济运行和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论断，则确实触及了广大亚洲国家(地区)的心头之痛。
汇率是国际货币制度的中心环节;发生汇率危机，折射出的是国际货币制度的不利影响。因此，如果说亚洲的问题出在汇率上，那么我们可以等价地说，亚洲国家的经济运行强烈受到如今国际货币制度的不合理影响。
在亚洲金融危机刚刚爆发之时，人们还是习惯于把危机归诸危机国家自身。诸如国内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不完善、监管体系不健全、基本面不健康、以及财政赤字等等，是人们最先列出的主要因素。但是，危机的进程很快就让人们意识到这些论证过于陈旧。稍加分析便会发现：那些传统上导致危机的因素，在发生危机的国家(地区)中似乎并不突出。事实上，就在危机爆发的前3个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曾对韩国、泰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地区)经济的基本面和市场化进程给予高度评价。这一矛盾现象迫使人们去另寻根源，于是，固定汇率制、过快和过度的自由化、过度的负债、以及裙带资本主义等等，被赫然列为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新罪魁。客观地说，以上所列种种，确实都是亚洲国家(地区)存在的问题，但是，如果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可以就此盖棺论定，则多数人心里都不甚踏实。人们或明或暗地感觉到，一定还有某些更重要的因素存在着，否则，危机不至于那么没有先兆，其传播不至于那么迅速，其影响范围也不至于那么遍及亚洲地区。
在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的时候，现任中国银监会顾问，十年前担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的沈联涛先生发表了一篇名为“十年回望亚洲金融危机”的文章，对亚洲金融危机提出了新的看法。这篇洋洋洒洒2万余字的长文，第一节的标题就不同凡响：“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泰国，而在日本。”那是因为：“日元的升值与亚洲的繁荣相联系，贬值则意味着亚洲的衰退。”换言之，沈联涛先生认为，牙买加体系所确定的汇率制度，是导致并加深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