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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构建其全球供应链。首先从亚洲各国获得原材料，随后又购买廉价零部件，而将成品主要销往美国，然后是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这种被称为“飞雁模式”的制造业扩展模式以日本为领头，随后是“亚洲四小龙”，再之后是“四小虎”，最后是中国大陆。问题在于：这一环环相扣的系统存在着严重缺陷：供应链网络有着美元和日元两种货币标准。基于这一结构，亚洲便存在着日元套利的交易机制。日元套利交易的本质是：以非常低的利息借入日元，投资于美元或者泰铢，以获得较日元更高的利息。尤有甚者，如果日元对美元贬值，那么，投机者就能获得双重收益：利差收益和汇兑收益。
真是一语中的!这里说明的道理是：只要亚洲国家面对多种他国货币作为国际交易手段和储备资产，只要那些有影响力的大国的国内经济走势存在差异，只要汇率波动不居，则不论国内基本面如何，亚洲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就是随时可能的事。所以，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改变，否则，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非关键货币国家，就将始终生活在达摩克利斯剑之下。
二、少数国家主宰的国际货币制度是非关键货币国家的潜在风险因素
为了探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回顾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国际货币制度的发展是有益的。上个世纪50年代，在美国的主导下，国际社会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是一种“双挂钩”制度，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按照一个固定的比率同美元挂钩。这个制度正常运行的条件，一是美国在保证国内经济稳定发展的同时不断向国际社会提供清偿力，二是各国实行固定汇率制并维持该制度的稳定。众所周知，这个制度隐含着“特利芬两难”的矛盾，于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上半叶，该制度寿终正寝，代之而起的是以“牙买加协议”为标识的国际浮动汇率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世界各国都开始自谋生路，以求自救。其路径基本上有两条。
第一条路径是寻求建立某种货币联盟，在一个小范围内另起炉灶。最具代表性且最成功的例证是欧元区的建立。经过长达30余年的艰苦努力，这个地区终于在上个世纪末，以国际协议的方式形成了统一货币区。欧元的启动以及随后逐渐被国际社会认可，使得欧元区各国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以汇率波动为要点的国际货币制度不稳定给区内各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冲击。另外，在这种体系下，区域内每个国家不必保持高额外汇储备，从而使得持有储备的机会成本最小化。
第二条路径则是重新实行美元本位制，也就是，将自己国家(地区)的货币按照调整过的汇率仍然与美元挂上钩并努力维持汇率稳定。欧元区以外的多数国家(地区)走的都是这条路。这样做的好处十分明显：由于美元是被多数国家接受并使用的国际货币，与美元挂钩，便使得挂钩国家在从事对外贸易和资本输出入时，获得了价格稳定的良好环境。
但是，这同样也是一条成本很高，而且常常使挂钩国家陷入困境的路径。其问题主要有三。
第一，由于在国际交易中和建立国家储备时必须使用他国货币，挂钩国家(地区)便普遍存在着货币错配问题。所谓货币错配，从存量的角度看，指的是一国资产负债表(即国家资产的净值)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从流量的角度看，它指的则是一国损益表(即国家的净收入)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净值/净收入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越高，货币错配的程度也就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