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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各国货币钉住关键货币，一旦挂钩国和关键货币国之间的国际收支间出现根本性不平衡，就会出现调整的不对称问题。由于美国并不像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那样依法承担调整不平衡的成本，不平衡问题一旦出现，往往就会导致挂钩国家陷入成为美国经济波动和风险承担者的不利局面。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眼下发生的次贷危机，更是一个新的例证。
第三，与上述第二点相联系，广大非关键国家的货币政策不免陷入两难境地。这种两难基于如下的现实：在美国和欧洲，其货币当局只须根据国内经济形势制定单一的货币政策;而在广大非关键货币国家中，货币当局不仅需要针对国内经济形势来确定其利率和货币供应政策，还要同时根据对外平衡的状况，运用同样的工具来制定和实施适当的汇率政策。遗憾的是，对内和对外的这两套政策，在目标和手段上常常相互冲突。回顾近两年来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前思后虑、左顾右盼的窘状，便不难理解个中的关节。
面对此状，人们再次对关键货币国家提出分担调整责任的要求。然而，这种希望注定要落空。因为，1973年牙买加协议已经取消了任何国家对国际货币体系承担的稳定责任，所以，关键货币国家和地区在制定其国内(区内)政策时，理所当然地都只会把本国(地区)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放在第一位。不仅如此，这些国家还会对非关键货币国家的货币政策特别是汇率政策指手画脚，并尽可能地向这些国家和地区转移经济波动和金融风险。我们当然不愿臆测这些关键货币国家在制定其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时就心怀恶意，但是，基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特殊性质，他们的货币政策事实上都会对全球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
问题还有复杂之处。即便关键货币国家出于某种考虑或迫于国际压力，承担起稳定币值和调整国际收支的国际责任，根据“特利芬难题”的逻辑，他们最终也会遇到币值稳定和国际收支恶化同时出现的两难困境。这意味着，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非关键货币国家要想免除汇率波动的不当干扰，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有鉴于此，我们必须设法自救。
三、根本出路在于在亚洲形成货币合作机制
在本文的开头我们就已指出，虽然世界上非关键货币国家占据多数，但其中，亚洲各国(地区)对汇率波动的不利影响感受最深。这是因为，亚洲各国经济的对外部门大都比较重要，其外汇储备规模也十分巨大，因而蒙受货币错配的风险最大。
不妨大致勾勒一下全球经济的总图景。目前，从地缘上说，世界存在三大经济区域：美国、欧洲和亚洲。从经济总量上看，亚洲最大，欧洲次之，美国最小。但是，从金融方面看，则是美国最强，欧洲次之，亚洲最弱。如果再集中到国际货币和国际储备手段上看，问题更为严重。迄今为止，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亚洲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自己规模巨大的产品和劳务的出口，以及日益增加的资本的流入和流出，无论是计价还是实际的移转，都必须以美元和欧元为载体。于是，汇率稳定与否，就永远是这些国家(地区)宏观调控难以回避的持续挑战。既然涉及汇率，就免不了要时时谨慎地处理与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免不了要仰他们的鼻息，而且常常还会遭受无端的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