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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实现完全法治，是需要时间、需要精力、更需要经验的。恰逢此时，三鹿事件爆发了!
二、窥一叶而知秋：三鹿事件所暴露的“中国式管理”问题
奶粉行业，这个受到民众广泛关注的行业，在三鹿事件爆发后，将法治社会进程中的问题暴露无遗。我们无从知道三鹿的质量检测标准和检测的过程，但可以提出我们的疑惑：
1、 “有法可依”的量化问题
其实这还是关系了一个量化的问题。表面来看，中国似乎法律很健全很完善，其实不然。
如同一个企业一样，刚成立的企业缺乏经验，什么管理、技术等哪怕有一定的经验，但由于受人才、资金、环境等影响，很大程度都是“摸石头过河”，这就需要不断摸索，积淀，才可逐步强大起来。中国建国才短短五十几年，真正建立公平、公正的秩序才三十年的时间，有很多可能会发生的案件、事件没人能想到，这样法律就不能被生成(如三鹿事件，三聚氰胺的检测标准一定会写进中国的食品检测法典)。
2、 “有法必依”的执行力
相信没有一个中国人会相信在国内处处强调“法”便可以畅行天下。放眼看去，认为“只要不杀人放火，只要没有搞出人命，就是小事一桩”的人比比皆是。倚仗自己的权利、关系、金钱，蔑视法律和社会公德，而且还认为自己“混得很开”。这样的结果很容易导致权钱勾结，本来就不太完善的法律被无情践踏。
为什么中国国籍的公民出国会处处受阻?就是因为中国公正、公平的社会秩序还没有真正形成，中国公民的法律准绳、道德标准还没达到一定的水平。
3、 当“执法必严”遭遇“中庸之道”
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以情为重”、“中庸之道”思想与中国的法制化目标是矛盾的。
远在三国时代，曹操割发的故事验证了士兵与统帅不可同日而语：曹操定了军规，凡是让马或者家畜吃了庄稼就要受酷刑，严重的要杀头。可他出去查军情，自己的马看见高粱就跑去吃了，拉也拉不回来。他无奈，就把自己的头发割下一撮来代表自己斩头。我们分析这就犯了几个大错。其一，马吃了老百姓的庄稼，赔钱或者受到一定责罚是肯定的，但也用不着杀——这就属于“量刑过重”;其二，倘若是士兵如此效仿，提出用削发代替杀头的话，没准曹操当场就能活劈了他——这就属于厚此薄彼，执法不严。
而在现代，就三鹿事件而言，为什么隐瞒了数月后，这个黑洞才被揭开?其实就是“情”字在作怪!大企业、大品牌由于和监督机构关系要好，说说好话，给点实惠，能拖则拖，能瞒则瞒!如果小牌子，一定让你翻不了身;但大牌子关系着众多奶农、就业者、政府收益等问题，岂能说查就查?当执法者三思而后行之数月，已经过了最佳时机，终酿大祸!
4、 当“违法必究”邂逅“民族品牌”
看看媒体和众多专家们的发言吧：什么“放了三鹿、放了民族品牌”，什么“三鹿一定要把握时机妥善公关”言论众多。但笔者要说，此次放了三鹿，将是对挑衅法律者最大的纵容!人命关天的事情都可以原谅，还有什么不能原谅的?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干的?以后那些企业不就更视法律如无物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