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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我们以现代人的眼光审视万里长城时，应当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经典史诗。同样，建国后“两弹一星”的政治意义，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换言之，“两弹一星”是在政治环境异常严峻、经济条件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举全国全民之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历史丰碑。2008年震惊中外的四川汶川大地震，更充分验证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公共治理模式，在重大危机状态下的巨大价值。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集中力量办大事，既是历史的真实写照，又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但是，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公共治理模式的内涵是什么?能否放之四海而皆准，还是中国式的真理?又如何防范其实施中的理性异化?值得我们深思和探究。
有所为，有所不为
集中力量办大事具有浓厚的政治性和时代性色彩，它迸发于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又是中华民族治国智慧的浓缩。因此，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立足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改革路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把握其要义，是有必要的。
“集中”的内涵。一方面，“集中”既包括数量意义上的集中，如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建设三峡工程，也包括公共资源配置意义上的聚集，如有效配置各省资源，构建地震灾区“对口支援机制”。另一方面，“集中”的理论层面蕴含着“二八法则”。即集中主要力量解决百分之二十最为重要的问题。对何为百分之二十最重要的问题，将是价值观引领下的优先权排序问题。
“力量”的内涵。一方面，“力量”既包括财力、物力和人力，也包括人文精神力量，即弘扬人性与构建人格活动的意识与情怀。“力量”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软实力，即这个国家的文化、道德、形象和感召力等。另一方面，新的历史时期集中力量办大事，不是要把决策主体与实施主体的观念行为统一化，而是以“泰山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的胸怀，接纳融合各种力量。
“大事”的内涵。一方面，“大事”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治理问题，更是一个民生问题。从政治视角，奥运 会是大事;从治理层面，抗震救灾是大事;从民生层面，稳定房价、控制物价，缩小贫富差距，当然也是大事。可见，真正意义上的大事，是具有政治、治理和民生等共生价值的“大事”。另一方面，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逻辑起点并非“大事”，而是“ 应当集中力量”才能办得了的“大事”。故此，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范围应当是有限度的，“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尤其应当警惕和防范打着办大事之名，办虚事、假事和劳民伤财之事。
中国的路径选择
可以说，非均衡发展战略是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构成，同时也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路径。非均衡发展战略是在保持整体稳定的前提下，实现有限力量的有效集合和运用，在局部突破和扩大改革成果的基础上，带动中国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可见，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力量整合和局部突破。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公共治理模式，既是非均衡战略的重要选择，同时也是解决非均衡发展问题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