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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治理结构的有效性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基础。我国政府治理结构的实质是宪政结构与党政结构的二元统一。宪政结构，是指以宪法为依据，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中央政府(国务院)、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与地方政府为核心所构建的施政体系;党政结构，是指以中国共产党党章为依据，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地方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与与党的常务委员会为核心所构建的施政体系。从表面上看，宪政结构与党政结构表现出互相镶嵌与平行的结构形态，但实质上，执政党掌握着国家重大经济政治社会发展问题的最终决策权、各级国家机关的最高领导权、国家强制性机器的最高指挥权和国家重大事项的最终否决权。因此，中国政府治理结构和决策体制，在政治动员、力量整合、政策推进等方面所具有的强大力量，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大一统”政治文化的历史传承性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文化基础。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国两千多年的思想“大一统”，与之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忠、孝、诚、信、礼、义、廉、耻”的现代语义之一是“统一、服从、集中、秩序和规范”，即“定于一”，这为集中力量办大事伦理精神的转化提供了现实沃土。
解决“部门政治”强势化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法论基础。当前，“部门政治”强势化是不容回避的现实。一些公共政策的制定者甚至有可能与某些资本集团合谋，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损害大众利益，背离社会公平正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治理模式，是一种超常规、动态化的公共利益调适器，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有效整合、分化和调整不同的利益诉求，实现利益的再分配，达到削弱强势利益集团，强化弱势利益集团的政策目的。
防范治理变异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公共治理模式，是中国特色民主制度的生动实践，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既定状态下的灵活运用。这次抗震救灾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充分见证了应急状态下“积极国家”的正当性。美国发生的卡特里娜飓风，反证了自由主义“消极国家”的缺陷，而“有限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公共问题化整为零”和“充分的社会自治”等价值观，在紧急、非常态化条件下的失灵和失控，印证了最合理的国家应当是“消极角色”与“积极角色”配置均衡的国家。
但是，不可否认，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公共治理模式，也是一把双刃剑。政治权力的过度使用，必然带来政治权力结构和运作方式的畸变，从而导致“消极角色”与“积极角色”之间的不均衡加剧。故此，我们必须探索集中力量办大事公共治理模式下，引发超限度集权和人治惯性的应对之策。简而言之，应对的路径有两条：一是以法治化的手段强化民主决策机制的刚性，使民主决策机制真正成为防范集中力量办大事公共治理模式滥用的控制阀;二是构建效能型政府，使常态化政府治理模式能够应对多变的公共管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