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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农业社会以后，种植业避免了采集与狩猎经济的食物季节性短缺之虞，固定的居所解除了寒冷与野兽的威胁，人类似乎进入幸福的天堂。但是，人类之所以能与其他生物区别，就在于他拥有其他生物不具有的自我意识，正如马克思所言：“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人类在运用自身潜力改造、利用自然的过程中，也创造了人所持有的意识文化，“当自然的需求已得到满足的时候，意志却要提出要求。”1为满足自己无限扩张的欲望，人类开始凭借常期积累的技能向自然和同类大肆掠夺、征讨。铁器的使用大大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环境和武装斗争的能力，大面积的森林、草原被开垦为农田，频繁的战乱灾祸使植物严重破坏、水利设施年久失修，甚至出于战争或政治目的，不惜人为制造环境灾难。这些行为造成了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盐渍化、原始森林消失等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古两河流域、古埃及都变成了贫脊、荒凉的不毛之地，它赖以存在的文明也都成了不可延续的文明。可见生产力的发展并未从根本上使人类摆脱自然的控制，相反，还要承受来自国家等政治力量的压力和阶级分层造成的不平等。
人类追求物质福利的增长最终依赖通过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实现社会财富的增加，要达到这一目的，除了技术革新之外，还会积极谋求社会平等，反对特权、压迫和剥削，而平等自由的社会秩序又可以迅速地提升人类改造、利用和驾驭自然的能力，而生产力的发展又要求和促进社会制度的变革。产业革命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经济基础，这一新兴的社会制度反过来又大大促进了产业革命向纵深发展。全球范围内的工业化浪潮一方面大大丰富和提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和进一步改造世界的能力，同时也给全球生态环境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对此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一现象背后的思想诱因。
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因，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了著名的新教伦理说，并成为各国学者探讨这一话题不可回避的理论依据。反抗神权，专制统治在思想领域的发端是兴起于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在反对神权控制和等级压迫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教派，尽管各派教义存在诸多差别，但都一致主张人在神面前一律平等，对自身评价的最终决定权在于上帝，而上帝良好评价的体现就是个人的世俗业绩，集中表现为经济成就。这些教派统称新教或清教，它主张所有教徒在教会中都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都可以担任神职，都不拥有优于其他社会成员的特权，信徒通过自己的尘世工作与上帝直接联系，无须神职人员和教会作为中介。
新教义剔除了深职人员和教会作为上帝与个人沟通的这一中介，认为人人都可以直接与上帝对话，是否能成为上帝的选民只能靠自己的世俗业绩来证明，而非其他。这暗含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话语，与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古典自然法学派大家人生而平等的思想一脉相承，这样人们追求世俗的物质利益也就获得了合法性的基础。
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崛起的决定性作用，3一直存在争议，但它的促进作用是不能否认的，并且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后，这种新教精神并未消失而却一直占主导地位，它实际上也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描述。资本主义精神孕含的人人平等的思想，解决了人域范围内各权利主体的不平等问题，而却并未触及人与自然这一对关系，而这种思想意识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人类对自然毫无节制的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