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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人类道德主体的每一次扩展都是一次巨大的进步，那么，是否能够就此得出自然也是道德主体的结论呢?如果这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就与生态中心主义无异了，但是，这不能否认自然成为环境伦理客体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环境伦理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实质上着眼于人与人关系的协调，保护濒危物种或某种脆弱生态系统，并没有使这些环境要素上升为环境伦理的主体，它背后的利益关系仍然是社会关系，即使某一物种在生态、经济和美学方面都没有明显的价值，也不能否认其存在的必要性，因为人类社会现阶段的认识水平是有限的，不能因为当代人尚未发现它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作用，就否认后代人找到其利用价值的可能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伦理将自然环境要素视为关心和保护的对象，尊重自然本身的发展规律，既强调了自然作为道德客体的重要地位，又对人类认识、改造自然的积极和消极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共生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遵循这一客观规律，人类与自然都将受益，反之共同受损。对这种客观存在规律的认识必然会成为人类的价值追求。将奴隶看成工具，这大大束缚了其劳动积极性，如果解放他们必将有助于全体社会成员物质利益的增加，符合人性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也是一种事实判断，必然会在人类的价值体系中使所有人获得了平等的权利，由此而论，以人与自然共生的存在判断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追求的基础，就不存在任何理论困境了。
(二)从人域和谐向人与自然和谐的转变
道德与法的关系是法理学领域恒久不变，常谈常新的问题。作为两种社会规范，法律与道德之间的界线“并不总是能够严格而准确地划定的。在原始社会中，这二者之间的界线就曾被混淆得一塌糊涂。”14近代法学在研究二者之间区别的同时，也加强了二者之间联系的研究。道德是自律的、灵活的、倡导性的，而法律则是他律的、稳定的、强制性的，由于约束力来源不同，道德对人类行为的调整往往较之法律更快捷、有效，同时，由于道德的评判标准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源于道德的这些特殊性，法律必须以相关道德为基础，对于既存法律，道德同样可以用自身的标准去评判它的优劣，违反基本道德的“恶法”的实施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在欧洲思想启蒙运动中，卢梭、洛克、孟德斯鸠等自然法学者无不援引人人生而平等、自由的伦理观念，作为他们庞大的法学思想体系的基石。这都是伦理道德对法学思想发展的基础作用的体现。道德与法律“并不总是能够严格而准确地划定的”，说明了某些社会规范所具有的道德与法律二重性，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道德规范都能够转化为法律规范，伦理道德对法律优劣的评价仅仅是从法律规范的实施是否有助于道德追求目标的实现。环境法学较之其他部门法学，有自身的特点，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理应成为环境法学的目标之一，只有在这一目标良好实现的基础之上，人类社会利用、开发、保护自然环境的和谐秩序才获得了保障。随着当代环境法学的发展，环境伦理思想日益成为环境法学认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道德和环境法的关系成为环境法学的一对基本范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既看到了自然环境要素不可忽视的作用，又强调人类在自然界良性有序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义务和责任，这样既尊重了自然界本身固有的客观演化规律，又维护了人类自身发展的长远利益，所以它一出现，就受到环境法学的青睐。
环境法所追求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并非赋予自然法律上的主体地位和权利内容，它仅仅是环境法所应具有的一种德性，因为道德是自律的，而法律是他律的，同时自然又不具有人类特有的自由意志，它对法律权利的要求与行使都无从谈起。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不是由法律调整而得到，它仅仅是环境法的理念或者说所欲实现的客观目标，而这种理念是任何“中心”主义所不具有的，这种状态的获得还要依赖环境法对人与人关系的调整。
一言以蔽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是环境伦理学领域的一场革命它反映了环境演变的本质规律，又注重了人类智慧的发挥，与传统的各种环境伦理思想有质的区别，在理论形态上有了质的飞跃，必将推动环境法理的根本性变革。
「注释」
1 参见卢梭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83页。
2 参见于可主编：《当代基督新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92页，第98-117页;赵林著：《西方宗教文化》，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44页。
3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刚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0页。
4 参见王曦编著：《国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9-11页。
5 所谓环境武器是指为军事或其他任何敌对目的而使用的环境致变技术。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曾使用这种技术，试图人工延长越南的雨季，为胡志明小道供给线的运输制造困难。参见瑞典斯德歌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的生态后果》，英文版，瑞典阿尔克维斯特与威克塞尔国际出版公司，1976年版，第55-56页。转引自王曦编著：《国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页。
6 W.H.Murdy， Anthropocentrism：A modern View， in Environmeneal Ethics：divergence and Convergence pp.302-309，1993.
7 G.G.Simpson， This View of life (Harcourt， Brace World， New York， 1964)， p.101.
8 C.Lyell，Principles of Geology( Kay，Jun， and Brother， Philadelphia， 1837)， Vol.1，p.512.
9 参见章建刚：《人生中心主义、内在价值和理性》，载徐嵩龄主编：《环境伦理学进展：评估与阐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134页。
10 参见李培超著：《环境伦理》，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38-46页。
11 参见汪劲著：《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91-200页。
12 参见雷毅著：《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36—145页。
13 参见刘福森：《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理论困境》，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第45-53页。
14参见[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1999年版，第3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