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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过去的五次改革总体的价值判断
五次改革成就很大，但是从教训的角度来讲，至少有三点：第一，改革有明显的改革目标的低效率重复。每次改革都有裁员、裁减机构、转变职能、政企分开等目标，但都不是很彻底。第二，行政改革孤军深入，事业单位改革整体滞后。事业单位有130万个，职工2900多万人，和800万党政公务人员相比，这是个大头。但是，很多地方把行政改革变成数字游戏，行政编制不够用事业编，或把行政机构整体转成事业单位，表面上看行政编制减少了，实际上财政支出增加了。第三，陷入单一的行政思维，以为政府管理的问题靠行政改革能解决，若干年下来才发现不完全对。行政改革只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和政治发生联系。如果没有政治层面改革的配合，没有官员选拔制度改革的配合，行政改革只能解决表层问题，解决不了深层问题。
未来如何改革?
这次中央提出的有关行政体制改革的整体思路和框架是很明确的，这里我只想强调两点。第一点，这次改革的目标定位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我们首先应把握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内涵是什么。我认为服务型政府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以民众为中心的政府，而不是以政府自身为中心的政府。这里面有四个不等式尤为重要：一是服务型政府不等于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服务型政府整体上要反映政府的理念、宗旨、价值、目标和追求。换句话说，政府的所作所为，都要体现为公众服务的理念，要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二是公共服务不等于基本公共服务。公共服务范围很宽，但是基本公共服务更体现政府的责任。我举个例子，教育是公共服务，但是九年义务教育就是基本公共服务。九年义务教育政府不但要提供，而且要拿钱，不能向老百姓收钱。三是公共服务均等化不等于公共服务平均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概念主要指的是机会均等、制度均等，而不是平均主义大锅饭。四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不等于公共服务边界范围的确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还包括很多内容，包括公共服务提供的方式、手段等，边界范围的选择只是其中之一。
第二点，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要想持续深入，解决结构性的问题，真正有突破，我认为关键是要解放思想。必须对现行体制——包括行政体制、政治体制进行深刻的变革。如果不在这个层面上迈出关键步伐，我认为我们的体制在国际上一直会受到非常大的压力，我们的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从这个意义上讲，行政体制改革能不能取得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而政治体制改革要推进，取决于我们的思想解放能到什么程度。
1978年那次思想解放，方向非常明确。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最终使中国找到了改革开放这条道路。这是第一次思想解放。
1992年，87岁的老人邓小平到南方考察了一圈，发表了南方谈话。南方谈话的核心，我认为是两句话：第一句是基本路线动摇不得，一百年不能动摇;第二句是市场和计划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并不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这两句话奠定了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基础。这是第二次思想解放。
目前，从广东开始的第三次思想解放已拉开大幕。这次思想解放要干什么，方向是什么?我的基本判断是，表面上看，这次思想解放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入，但它的最终落脚点不会简单地停留在经济层面，必然要涉及政治层面。而政治层面需要解放思想，需要迈出关键步伐。我在很多地方讲过，中国的政治改革有三条底线要保住：第一条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二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第三条是不实行西方的三权分立。在这三条底线之上，有非常大的空间可以探索。这次可喜的是，深圳出台了一个改革纲要，引起很高的关注。他们承诺，再过若干年，深圳的市长要差额选举，深圳的人代会代表要直接选举，深圳市各个局的局长都要差额选举。我说还不够，什么时候深圳市委书记也能差额选举了，这个改革就有看头了。
(作者：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部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